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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会对人这种小动物忽然生出一种古怪的怜爱之情。他们像别的动物一样出生和死亡,可是有着一些别的动物无法想象的行为和嗜好。其中,最特别的是两样东西:货币和文字。这两样东西在养育他们的自然中一丁点儿根据也找不到,却使多少人迷恋了一辈子,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货币,另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文字。由自然的眼光看,那副热衷的劲头是同样地可笑的! 心理学家们说:首先有欲望,然后才有禁忌。但事情还有另一面:首先有禁忌,然后才有触犯禁忌的欲望。犯禁也是人的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在儿童身上即可找出大量例证。 人不由自主地要把自己的困境美化,于是我们有了"怀才不遇"、"红颜薄命"、"大器晚成"、"好事多磨"等说法。 肉体使人难堪不在于它有欲望,而在于它迟早有一天会因为疾病和衰老而失去欲望,变成一个奇怪的无用的东西。这时候,再活泼的精神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眼看着肉体衰败下去,自己也终将被它拖向衰败,与它同归于尽。一颗仍然生气勃勃的心灵却注定要为背弃它的肉体殉葬,世上没有比这更使精神感到屈辱的事情了。所谓灵与肉的冲突,唯在此时最触目惊心。 每年开春,仿佛无意中突然发现土中冒出了稚嫩的青草,树木抽出了小小的绿芽,那时候会有一种多么纯净的喜悦心情。记得小时候,在屋外的泥地里埋几粒黄豆或牵牛花籽,当看到小小的绿芽破土而出时,感觉到的也是这种心情。也许天下生命原是一家,也许我曾经是这么一棵树,一棵草,生命萌芽的欢欣越过漫长的进化系列,又在我的心里复苏了? 现在,我们与土地的接触愈来愈少了。砖、水泥、钢铁、塑料和各种新型建筑材料把我们包围了起来。我们把自己关在宿舍或办公室的四壁之内。走在街上,我们同样被房屋、商店、建筑物和水泥路面包围着。我们总是活得那样匆忙,顾不上看看天空和土地。我们总是生活在眼前,忘掉了永恒和无限。我们已经不再懂得土地的痛苦和渴望,不再能欣赏土地的悲壮和美丽。 这熟悉的家,街道,城市,这熙熙攘攘的人群,有时候我会突然感到多么陌生,多么不真实。我思念被这一切覆盖着的永恒的土地,思念一切生命的原始的家乡。 久住城市,偶尔来到僻静的山谷湖畔,面对连绵起伏的山和浩淼无际的水,会感到一种解脱和自由。然而我想,倘若在此定居,与世隔绝,心境也许就会变化。尽管看到的还是同样的山水景物,所感到的却不是自由,而是限制了。 人及其产品把我和自然隔离开来了,这是一种寂寞。千古如斯的自然把我和历史隔离开来了,这是又一种寂寞。前者是生命本身的寂寞,后者是野心的寂寞。那种两相权衡终于承受不了前一种寂寞的人,最后会选择归隐。现代人对两种寂寞都体味甚浅又都急于逃避,旅游业因之兴旺。 "生命"是一个美丽的词,但它的美被琐碎的日常生活掩盖住了。我们活着,可是我们并不是时时对生命有所体验的。相反,这样的时候很少。大多数时候,我们倒是像无生命的机械一样活着。 人们追求幸福,其实,还有什么时刻比那些对生命的体验最强烈最鲜明的时刻更幸福呢?当我感觉到自己的肢体和血管里布满了新鲜的、活跃的生命之时,我的确认为,此时此刻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它吸收了任何感觉。突然,遇到了阻碍,礁岩崛起,狂风大作,抛起万丈浪。我活着吗?是的,这时候我才觉得我活着。 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互相吸引。我设想,在一个绝对荒芜、没有生命的星球上,一个活人即使看见一只苍蝇,或一只老虎,也会发生亲切之感的。 文化是生命的表达形式。当文化不能表达生命、反而压抑生命的时候,生命的紧张感就增大。这时候,需要改变旧文化,创造新文化,以重新表达生命。但文化的改造不必从文化开始,有时候,直接表达生命的紧张感、危机感,这种表达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化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这里也开始大谈非理性主义了,但是,谈得何其轻松。我的朋友说得好:"非理性主义本来是要表达生命的紧张感,现在我们却拿来加上中国的老庄禅之类,调成一杯可笑之极的鸡尾酒,获得自我陶醉。" 我骑着自行车,视线越过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停留在傍晚深蓝色的天空上。多么深邃的蓝色啊。我的灵魂仿佛不由自主地投入这蓝色的宇宙之海,潜向无底的深渊。天色愈来愈浓,我愈潜愈深,明知没有生还的希望,却仍然放任自己下沉。 橘黄色的路灯,红绿灯,在深蓝色天空的背景下闪着鲜艳的光芒。色彩的魔力,色彩的梦。色彩的力量纯粹是魔术和梦幻的力量,它刺激眼睛,使人想入非非,被光的旋律催眠,陷入幻觉之中。 我想起了亚当斯的黑白摄影。那是另一种力量。除去了色彩的迷惑,物质世界直接呈现在眼前--不,毋宁说是展现在你的手下,视觉成了触觉的替代,你可以触摸到山岭的粗糙,流沙的细腻,树枝的坚硬,草叶的柔软。透过黑白摄影,你不是看到世界的幻象,而是摸到了质料本身。 我皱着眉头。你问我想干什么?我想把天下发出噪音的金属器具,从刀锯斧刨,到机器马达,统统投进熔炉,然后铸成一座沉默的雕像。 爱的价值在于它自身,而不在于它的结果。结果可能不幸,可能幸福,但永远不会最不幸和最幸福。在爱的过程中间,才会有"最"的体验和想象。 爱情的发生需要适宜的情境。彼此太熟悉,太了解,没有了神秘感,就不易发生爱情。当然,彼此过于陌生和隔膜,也不能发生爱情。爱情的发生,在有所接触又不太稔熟之间,既有神秘感,又有亲切感,既能给想象力留出充分余地,又能使吸引力发挥到最满意的程度。 我不知道什么叫爱情。我只知道,如果那张脸庞没有使你感觉到一种甜蜜的惆怅,一种依恋的哀愁,那你肯定还没有爱。 人们常说,爱情使人丧失自我。但还有相反的情形:爱情使人发现自我。在爱人面前,谁不是突然惊喜地发现,他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平时疏忽的好东西?他渴望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爱人,于是他寻找,他果然找到了。呈献的愿望导致了发现。没有呈献的愿望,也许一辈子发现不了。 与其说有理解才有爱,毋宁说有爱才有理解。爱一个人,一本书,一件艺术品,就会反复玩味这个人的一言一行,这本书的一字一句,这件作品的细枝末节,自以为揣摩出了某种深长意味,于是,"理解"了。 爱情是灵魂的化学反应。真正相爱的两人之间有一种"亲和力",不断地分解,化合,更新。"亲和力"愈大,反应愈激烈持久,爱情就愈热烈巩固。 幸福是难的。也许,潜藏在真正的爱情背后的是深沉的忧伤,潜藏在现代式的寻欢作乐背后的是空虚。两相比较,前者无限高于后者。 爱情与事业,人生的两大追求,其实质为一,均是自我确认的方式。爱情是通过某一异性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事业是通过社会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 情种爱得热烈,但不专一。君子爱得专一,但不热烈。此事古难全。不过,偶尔有爱得专一的情种,却注定没有爱得热烈的君子。 爱一个人,就是心疼一个人。爱得深了,潜在的父性或母性必然会参加进来。只是迷恋,并不心疼,这样的爱还只停留在感官上,没有深入到心窝里,往往不能持久。 凡正常人,都兼有疼人和被人疼两种需要。在相爱者之间,如果这两种需要不能同时在对方身上获得满足,便潜伏着危机。那惯常被疼的一方最好不要以为,你遇到了一个只想疼人不想被人疼的纯粹父亲型的男人或纯粹母亲型的女人。在这茫茫宇宙间,有谁不是想要人疼的孤儿? 爱就是对被爱者怀着一些莫须有的哀怜,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怕她(或者他)冻着饿着,担心她遇到意外,好好地突然想到她有朝一日死了怎么办,轻轻地抚模她好像她是病人又是易损的瓷器。爱就是做被爱者的保护人的冲动,尽管在旁人看来这种保护毫无必要。 在所有的近义词里,"爱"和"喜欢"似乎被掂量得最多,其间的差异被最郑重其事地看待。这时男人和女人都成了最一丝不苟的语言学家。 让我们承认,无论短暂的邂逅,还是长久的纠缠,无论相识恨晚的无奈,还是终成眷属的有情,无论倾注了巨大激情的冲突,还是伴随着细小争吵的和谐,这一切都是爱情。每个活生生的人的爱情经历不是一座静止的纪念碑,而是一道流动的江河。当我们回顾往事时,我们自己不必否认、更不该要求对方否认其中任何一段流程、一条支流或一朵浪花。 爱情不论短暂或长久,都是美好的。甚至陌生异性之间毫无结果的好感,定睛的一瞥,朦胧的激动,莫名的调怅,也是美好的。因为,能够感受这一切的那颗心毕竞是年轻的。生活中若没有邂逅以及对邂逅的期待,未免太乏味了。人生魅力的前提之一是,新的爱情的可能性始终向你敞开着,哪怕你并不去实现它们。 我不相信人一生只能爱一次,我也不相信人一生必须爱许多次。次数不说明问题。爱情的容量即一个人的心灵的容量。你是深谷,一次爱情就像一道江河,许多次爱情就像许多浪花。你是浅滩,一次爱情只是一条细流,许多次爱情也只是许多泡沫。 现实中的爱情多半是失败的,不是败于难成眷属的无奈,就是败于终成眷屈的厌倦。然而,无奈留下了永久的怀恋,厌倦激起了常新的追求,这又未尝不是爱情本身的成功。 爱情既是在异性世界中的探险,带来发现的惊喜,也是在某一异性身边的定居,带来家园的安宁。但探险不是猎奇,定居也不是占有。毋宁说,好的爱情是双方以自由为最高赠礼的洒脱,以及决不滥用这一份自由的珍惜。 比较起来,以相互欣赏为基础的爱要牢靠得多。在这种情形下,距离本来是有限的,且为双方所乐于保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弹性的场。 爱情是人生最美丽的梦。倘用理性的刀刃去解析梦,再美丽的梦也会失去它的美。弗洛伊德对梦和性意识的解析就破坏了不少生活的诗意。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生活本身使梦破灭了,这时候,对梦作理性的反省,认清它的美的虚幻,其实是一种解脱的手段。我相信毛姆就属于这种情况。 到世上来一趟,为不多的几颗心灵所吸引,所陶醉,来不及满足,也来不及厌倦,又匆匆离去,把一点迷惘留在世上。 也许孤独是爱的最意味深长的赠品,受此赠礼的入从此学会了爱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别的孤独的灵魂和深藏于它们之中的深邃的爱。从而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珍贵的精神世界。 孤独是人的宿命,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一个旋生旋灭的偶然存在,从无中来,又要回到无中去,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命运。是的,甚至连爱也不能。凡是领悟人生这样一种根本性孤独的人,便已经站到了一切人间欢爱的上方,爱得最热烈时也不会做爱的奴隶。 和别人混在一起时,我向往孤独。孤独时,我又向往看到我的同类。但解除孤独毕竟只能靠相爱相知的人,其余的人扰乱了孤独,反而使人更感孤独,犹如一种官能,因为受到刺激而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每逢节日,独自在灯下,心中就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寂寞,浓郁得无可排遣,自斟自饮生命的酒,别有一番酩酊。 人生作为过程总要逝去,似乎哪种活法都一个样。但就是不一样。我需要一种内在的沉静,可以以逸待劳地接收和整理一切外来印象。这样,我才觉得自己具有一种连续性和完整性。当我被过于纷繁的外部生活搅得不复安宁时,我就断裂了,破碎了,因而也就失去了吸收消化外来印象的能力。 在静与闹、孤独与合群之间,必有一个适合于我的比例或节奏。如果比例失调,节奏紊乱,我就会生病--太静则抑郁,太闹则烦躁。抑郁使我成为诗人,烦躁使我成为庸人。 有时候,我渴望活动,漫游,交往,恋爱,冒险,成功。如果没有充分尝试生命的种种可能性就离开人世,未免太遗憾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天性更适合于过沉思的生活。我必须休养我的这颗自足的心灵,唯有带着这颗心灵去活动,我才心安理得并且确有收获。 如果没有好胃口,天天吃宴席有什么乐趣?如果没有好的感受力,频频周游世界有什么意思?反之,天天吃宴席的入怎么会有好胃口,频频周游世界的人怎么会有好的感受力? 心灵和胃一样,需要休息和复原。独处和沉思便是心灵的休养方式。当心灵因充分休息而饱满,又因久不活动而饥渴时,它就能最敏锐地品味新的印象。 健谈者往往耐不得寂寞,因为他需要听众。寡言者也需要听众,但这听众多半是他自己,所以他比较安于独处。 没有自己独居的处所是多么可怕的事,一切都暴露无遗了。在群居中,人不得不掩饰和压抑自己的个性。在别人目光的注视下,谁还能坐在那里恬然沉思,捕捉和记录自己的细微感受。住宅危机导致了诗和哲学的生态危机。 被人理解是幸运的,但不被理解未必就是不幸。一个把自己的价值完全寄托于他人的理解上面的人往往并无价值。 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又不陷于孤独,这怎么可能呢?然而,尽管注定孤独,仍然会感觉到孤独的可怕和难以忍受。上帝给了他一颗与众不同的灵魂,却又赋予他与普通人一样的对于人间温暖的需要,这正是悲剧性之所在。 无聊是把自我消散于他人之中的欲望,它寻求的是消遣。寂寞是自我与他人共在的欲望,它寻求的是普通的人间温暖。孤独是把他人接纳到自我之中的欲望,它寻求的是理解。 心灵的孤独与性格的孤僻是两回事。孤僻属于弱者,孤独属于强者。两者都不合群,但前者是因为惧怕受到伤害,后者是因为精神上的超群卓绝。 寂寞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情境。一个人忍受不了寂寞,就寻求方便的排遣办法,去会朋友,谈天,打牌,看电视,他于是成为一个庸人。靠内心的力量战胜寂寞的人,必是诗人和哲学家。 老是听别人发表同样的见解和感叹,我会感到乏味。不过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我也许更乏味,他们从我这里甚至连见解和感叹也听不到,我不愿重复,又拿不出新的,于是只把沉默给他们。与人共享沉默未免太古怪,所以,我躲了起来…… 我天性不宜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是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费劲使自己显得有趣,那都太累了。我独处时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需感到不安。 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界限。在两个人之间,这种界限是不清晰的,然而又是确定的。一切麻烦和冲突都起于无意中想突破这个界限。但是,一旦这个界限清晰可辨并且严加遵守,那么,交往的全部魅力就丧失了,从此情感退场,理智维持着秩序。 在任何两人的交往中,必有一个适合于彼此契合程度的理想距离,越过这个距离,就会引起相斥和反感。这一点既适用于爱情,也适用于友谊。 也许,两个人之间的外在距离稍稍大于他们的内在距离,能使他们之间情感上的吸引力达到最佳效果。形式应当稍稍落后于内容。实际上并非心心相印的人,倘若形影不离,难免会互相讨厌。 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它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这个距离意味着对于对方作为独立人格的尊重,包括尊重对方独处的权利。 这是一个孤独的人。有一天,世上许多孤独的人发现了他的孤独,于是争着要同他交朋友。他困惑了:他们因为我的孤独而深信我是他们的朋友,我有了这么多朋友,就不再孤独,如何还有资格做他们的朋友呢? 你们围着他,向他喝彩,他惶恐不安了。你们哪里知道他心中的自卑,他的成就只是做出来给自己看的,绝没有料到会惊动你们。 "假如把你放逐到火星上去,只有你一个人,水远不能再回地球接触人类,同时让你长生不老,那时你做什么?" 我相信,一颗优秀的灵魂,即使永远孤独,永远无人理解,也仍然能从自身的充实中得到一种满足,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自足的。但是,前提是人类和人类精神的存在,人类精神的基本价值得到肯定。唯有置身于人类中,你才能坚持对于人类精神价值的信念,从而有精神上的充实自足。优秀灵魂的自爱其实源于对人类精神的泛爱。如果与人类精神永远隔绝,譬如说沦入无人地带或哪怕是野蛮部落之中,永无生还的希望,思想和作品也水无传回人间的可能,那么,再优秀的灵魂恐伯也难以自足了。 真实是最难的,为了它,一个人也许不得不舍弃许多好东西:名誉,地位,财产,家庭。但真实又是最容易的,在世界上,唯有它,一个人只要愿意,总能得到和保持。 人不可能永远真实,也不可能永远虚假。许多真实中一点虚假,或许多虚假中一点真实,都是动人的。最令人厌倦的是一半对一半。 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有种种缺点,但决不肯承认自己虚伪,不真诚。承认自己不真诚,这本身需要极大的真诚。有时候一个人似乎敢承认自己不真诚了,但同时便从这承认中获得非常的满足,觉得自己在本质上是多么真诚,比别人都真诚:你们不敢承认,我承认了!于是,在承认的同时,也就一笔抹杀了自己的不真诚。归根到底还是不承认。对虚伪的承认本身仍然是一种虚伪。 真正打动人的感情总是朴实无华的,它不出声,不张扬,埋得很深。沉默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当一切喧嚣静息下来后,它仍然在工作着,穿透可见或不可见的间隔,直达人心的最深处。 纯洁做不到,退而求其次--真实。真实做不到,再退而求其次--糊涂。可是郑板桥说:难得糊涂。还是太纯洁了。 一个人为了实现自我,必须先在非我的世界里漫游一番。但是,有许多人就迷失在这漫游途中了,沾沾自喜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小小成功,不再想回到自我。成功使他们离他们的自我愈来愈远,终于成为随波逐流之辈。另有一类灵魂,时时为离家而不安,漫游愈久而思家愈切,唯有他们,无论成功失败,都能带着丰富的收获返回他们的自我。 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它是顽强的,任何权势不能把它压灭。可是,在日常的忙碌和喧闹中,它却会被冷落、遗忘,终于喑哑了。 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比真的演员还忙,退场的时间更少。例如,我整天坐在这桌子前,不停地写,为出版物写,按照编辑、读者的需要写。我暗暗怀着一个愿望,有一天能抽出空来,写我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写我心中的那个声音。可是,总抽不出时间。到真空下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写什么,我心中的那个声音沉寂了,不知去向了。 别老是想,总有一天会写的。自我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支使的侍从,你老是把它往后推,它不耐烦,一去不返了。 我要为自己定一个原则:每天夜晚,每个周末,每年年底,只属于我自己。在这些时间里,我不做任何履约交差的事情,而只读我自己想读的书,只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如果不想读不想写,我就什么也不做,宁肯闲着,也决不应付差事。差事是应付不完的,唯一的办法是人为地加以限制,确保自己的自由时间。 那个在无尽的道路上追求着的人迷惘了。那个在无路的荒原上寻觅着的人失落了。怪谁呢?谁叫他追求,谁叫他寻觅! 我们的内心经历往往是沉默的。讲自己不是一件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容易的事,它需要某种境遇和情绪的触发,一生难得有几回。那些喜欢讲自己的人多半是在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呢,我们无论讲什么,也总是在曲折地讲自己。 人不易摆脱角色。有时候,着意摆脱所习惯的角色,本身就是在不由自主地扮演另一种角色。反角色也是一种角色。 一种人不自觉地要显得真诚,以他的真诚去打动人并且打动自己。他自己果然被自己感动了。一种人故意地要显得狡猾,以他的狡猾去魅惑人并且魅惑自己。他自己果然怀疑起自己来了。 潇洒就是自然而不做作,不拘束。然而,在实际上,只要做作得自然,不露拘束的痕迹,往往也就被当成了潇洒。如今,潇洒成了一种时髦,活得潇洒成了一句口号。人们竞相做作出一种自然的姿态,恰好证明这是一个多么不自然的时代。 什么是虚假?虚假就是不真实,或者,故意真实。"我一定要真实!"--可是你已经在虚假了。什么是做作?做作就是不真诚,或者,故意真诚。"我一定要真诚!"--可是你已经在做作了。 对于有的人来说,真诚始终只是他所喜欢扮演的一种角色。他极其真诚地进入角色,以至于和角色打成一片,相信角色就是他的真我,不由自主地被自己如此真诚的表演所感动了。 如果真诚为一个人所固有,是出自他本性的行为方式,他就决不会动辄被自己的真诚所感动。犹如血型和呼吸,自己甚至不可觉察,谁会对自己的血型和呼吸顾影自怜呢?(写到这里,发现此喻不妥,因为自从《血型与性格》、《血型与爱情》一类小册子流行以来,果然有人对自己的血型顾影自怜了。姑妄喻之吧。) 由此我获得了-个鉴定真诚的可靠标准,就是看一个人是否被自己的真诚所感动。一感动,就难免包含演戏和做作的成分了。 真正有独特个性的人并不竭力显示自己的独特,他不怕自己显得与旁人一样。那些时时处处想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人,往往是一些虚荣心十足的平庸之辈。 文人最难戒的毛病是卖弄。说句公道话,文字本身就诱惑他们这样做。他们惯于用文字表达自己,而文字总是要给人看的,这就很容易使他们的表达变成一种表演,使他们的独白变成一种演讲。他们走近文字如同走近一扇面向公众的窗口,不由自主地要摆好姿势。有时候他们拉上窗帘,但故意让屋里的灯亮着,以便把他们的孤独、忧伤、痛苦等等适当地投在窗帘上,形成一幅优美的剪影。即使他们力戒卖弄,决心真实,也不能担保这诉诸文字的真实不是又一种卖弄。 这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作者,并且知道自己多愁善感,被自己的多愁善感所感动,于是愈发多愁善感了。他在想象中看到读者感动的眼泪,自己禁不住也流下感动的眼泪,泪眼朦胧地在稿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有做作的初学者,他其实还是不失真实的本性,仅仅在模仿做作。到了做作而不自知是做作,自己也动了真情的时候,做作便成了本性,这是做作的大师。 真诚者的灵魂往往分裂成一个法官和一个罪犯。当法官和罪犯达成和解时,真诚者的灵魂便得救了。做作者的灵魂往往分裂成一个戏子和一个观众。当戏子和观众彼此厌倦时,做作者的灵魂便得救了。 角色在何处结束,真实的自我在何处开始,这界限常常是模糊的。有些角色仅是服饰,有些角色却已经和我们的躯体生长在一起,如果把它们一层层剥去,其结果比剥葱头好不了多少。 演员尚有卸妆的时候,我们生生死死都离不开社会的舞台。在他人目光的注视下,甚至隐居和自杀都可以是在扮演一种角色。 在精神领域的追求中,不必说世俗的成功,社会和历史所承认的成功,即便是精神追求本身的成功,也不是主要的目标。在这里,目标即寓于过程之中,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本身成了生存方式,这种追求愈执著,就愈是超越于所谓成败。一个默默无闻的贤哲也许更是贤哲,一个身败名裂的圣徒也许更是圣徒。如果一定要论成败,一个伟大的失败者岂不比一个渺小的成功者更有权被视为成功者? 新鲜的感受有活泼的生命,硬要把它钉在体系的框架上,只成了死去的标本。深刻的哲理有含蓄之美,硬要把它溶解和稀释在长篇大论中,只剩下了一杯白开水。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古老的哲学作品都是格言体或诗歌体的。从什么时候起,哲学板起了论文的刻板面孔?古希腊有隐逸哲人,有逍遥学派、花园学派,哲学家们在户外、在大自然中思考宇宙和人生。我猜想,哲学完全学院化、体系化是中世纪神学兴起以后的事情,随着哲学所追问的那个"绝对"化身为上帝被关进教堂的四壁,哲学家们也就作为上帝的仆人被关进了学院的四壁,专事构造体系以论证上帝的权威。上帝死了,但仆人积习难改,总要论证点什么。 我偏爱那些用随笔、格言、手记等散文形式写作的哲学家,我喜欢倘样在哲学的散文天地里。这里较少独断的论证和说教,有更多的质朴和自然,更多的直觉和洞见。这里没有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用不着为了体系的需要而拉长或截短活的感觉和思想。 如果说体系巨构犹如巍峨的哥特式教堂或现代摩天大楼,那么,好的哲理散文就像一片清新的原野,当我从前者步入后者时,顿觉精神爽朗,新鲜空气扑鼻而来。 我工作了一整天。我的工作是研究哲学,也就是说,对别人的思想进行搜集、整理、分析、评论,写出合乎规范的"论文"。现在我累了,我决定把夜晚留给自己,轻松地休息一下。于是,我翻开了蒙田的随笔,读上几页,或者翻开我的小本子,写下自己的随感。这当然不算研究哲学,可是我觉得自己比白天研究哲学时更是个哲学家了…… 我于哲学一直是个闲人游客,凡见挂有"闲人莫入"、"游客止步"招牌的严肃去处,便知趣地规避。我怕那里面的气氛对我的健康和我的哲学均为不利。 有的人惯于从一小点感受演绎出一大篇玄妙的哲理。可惜的是,在这座他自己营造的哲学迷宫里,他自己也常常迷路,找不到充当他的向导的那一小点感受了。 新的哲学理论层出不穷。在我看来,其中只有很少的哲学,多半是学术。随着文明的进化,学术愈来愈复杂了,而哲学永远是单纯的。 我深信哲学家与艺术家是相通的。诗人的心灵,哲学家的头脑,这两样东西难道能够分开吗?对人生的强烈感受难道不是必然会导致对人生秘密的探索吗?艺术难道不就是对人生之谜的解答吗?艺术家和哲学家是气质相似的人,他们都是不实际、不世故的,进入他们视野的是人生和宇宙的大问题。 艺术与性,哲学与死,均有不解之缘。艺术用审美净化性的烦恼,哲学用智慧净化死的恐惧。但是,性的癫狂一方面给人以个体解体即死的体验,另一方面又是种族生命延续即抗拒死的唯一手段。所以,性兼是死和死的拯救。那么,艺术是否也兼是哲学和哲学的拯救呢? 14当一颗敏感的心灵被根本性的疑问刺伤,因而寻求治疗的时候,它就会走向哲学。有一种不寻常的激情非人类脆弱的心灵所堪忍受,哲学是对这种激情的治疗。但是,治疗并非熄灭激情,使心灵归于冷漠麻痹。诗宣泄激情,哲学则把激情转向深沉的思考。 一个小女孩坐在洒满阳光的台阶上,眯缝着眼睛,一个朦胧的疑问在她的小脑瓜里盘旋:"我怎么会到这世界上来的?"我悄悄走过她的身旁,回到屋里,把所有的哲学书籍都藏了起来。 福克纳在加缪猝死那一年写道:加缪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探究唯有上帝才能解答的问题上了。其实,哲学家和诗人都是这样,致力于解开水无答案的人生之谜,因而都是不明智的。也许,对人来说,智慧的极限就在于认清人生之谜的无解,因而满足于像美国作家门肯那样宣布:''我对人生的全部了解仅在于活着总是非常有趣的。" 凡是有良好的哲学悟性的人,必定有过对于死亡的隐秘体验和痛苦觉悟。这种体悟实质上是一切形而上思考的源头,不从这源头流出的思考就决非真正形而上的。因此,差不多可以把对死亡的体悟看作衡量一个人的哲学悟性的标志。有的人很聪明,很有理解力,甚至也很真诚,但没有对死亡的体悟,你就很难和他作深入的哲学对话。 人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实,哲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决非这样简单。有时候,哲学恰好是非时代(永恒)、反时代(批判)的,它立足于永恒之根本,批判时代舍本求末的迷途倾向。 哲学不是公共事业,而是属于私人灵魂的事情。任何一种哲学的核心都是非政治的,政治色彩仅是附着物。绝对,终极,永恒,--怎么能是政治的呢? 哲学是一个产妇,从她腹中孕育出了一门门具体科学。哲学的每一次分娩都好像要宣告自己的末日,但哲学是永存的,这位多产的母亲一次次把自己的子女打发走,仿佛只是为了不受他们的搅扰,可以在宁静的独处中悠然思念自己的永恒情人--智慧。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哲学家从来就有"仁者"和"智者"两类,所以他们所"见"出的哲学也从来就有唯"仁"(人本主义)和唯"智"(科学主义)两派。既然人性不能一律,为什么哲学倾向就非要一律呢?我主张哲学上的宽容。但宽容是承认对方的生存权利,而不是合流。 对哲学的相反理解:一种人把哲学看作广义逻辑学,其对象是思维;另一种人把哲学看作广义美学,其对象是心灵的体验。不断有人试图把这两种理解揉在一起,但结果总是不成功。 理性强的人研究自然,追求真,做科学家。意志强的人研究社会,追求善,做政治家。情感强的人研究人,追求美,做艺术家。哲学家无非也分成这三类,何尝有纯粹的哲学家? 有艺术家,也有哲学家。有艺匠,却没有哲学匠。演奏、绘画如果够不上是艺术,至少还是手艺,哲学如果够不上是哲学,就什么也不是了。才能平庸的人靠演奏、绘画糊口,还不失为自食其力,靠哲学谋生却完全是一种寄生。 所谓哲学家包括四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政客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谋权的手段,庸人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饭碗,学者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纯学术,真正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生命。但是,真有政客型或庸人型的哲学家吗?圆的方! 可怜那些毫无哲学素养的人,一旦陷入哲学的泥坑,便无力自拔,只好在坑里搅动泥水,以证明他们也在从事哲学。 可是,倘若有人因此决心献身哲学,却是一种误会。这就好比病人因为患病,便自以为获得了当医生的资格一样。何况吃哲学饭其实与灵魂毫不相干,不过是社会上说空话最多挣钱最少的一种行当罢了。 有一种人,善于接近名人而不善于接近思想,其从事哲学的方式是结交哲学界名流,成果便是一串煌赫的名字。我不禁想:就算这些名人并非徒有其名,他们的哲学难道和伤寒一样也会传染吗? 常有人问:中国能不能出大哲学家?我想,中国现在尤其需要的是不受传统、习俗、舆论、教条束缚的自由灵魂,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真诚的探索者,出不出大哲学家倒在其次。 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流行也许比理性主义更严重地败坏了人的非理性。在理性主义时代,人的直觉、本能、情绪、体验不受重视,但也未受侵犯。这是一片原始森林,保持着非理性的自然面貌。自从非理性主义哲学兴起,哲学家们成群结队地闯入这个领域,没完没了地进行分析、解剖、砍伐,使非理性的感受丧失了其个人当下的独特性和生命的原始性,被符号化了,即理性化了。试问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哲学气十足的诗、小说、剧本、绘画、音乐?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人们知道些什么?一些人在糊里糊涂地受影响,另一些人又糊里糊涂地去批判,真是一笔糊涂帐。所以,的确应该加以引导一一不但对青年学生,而且对青年导师。其实,现代西方的大思想家恰恰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严肃批判者,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反省表明:"全盘西化"是不足取的。因此,大可不必对现代西方思潮的引进感到神经紧张。 做哲学家和读哲学系完全是两回事。哲学本质上只能自学,哲学家必定是自学成才的。如果说有老师,也仅是历史上的大哲人,他直接师事他们,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哲学系的学生中,有此自学能力的不足什一。 个人思维犹如人类思维一样,走着从混沌(感性)到分化(知性)到整合(理性)的路。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走到底的。有的人终生停留在第一阶段,其低能者成为可笑的老孩子,才高者成为艺术家。多数人在第二阶段止步,视其才能的高低而成为一知半解者或科学家。达到第三阶段的必是哲学家。 哲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都有自己的行话。有时候,不同的行话说着同一个意思。有时候,同一种行话说着不同的意思。 每个人都有那种奇妙的瞬时的感觉,可是大部分人抓不住,日常琐屑生活的潮流把他们冲向前去了,他们来不及、顾不上去回味和体验。有些人抓住了,但不能赋予形式,表达不出来。只有少数人既能抓住,又能赋予形式。人的感受性是天生的,因而也是容易的。最困难的是赋予自己的感受以适当的形式。天才与-般聪明人的区别就在于此。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人有很好的感受性,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世界文化宝库提供了自己的东西。 质朴是大师的品格,它既体现在日常举止中,也体现在作品中。这是一种丰富的简洁,深刻的平淡,自信的谦虚,知道自己无需矫饰。相反,那些贫乏浅薄之辈却总是在言谈和作品中露出浮夸高深狂妄之态,因为不如此他们就无法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也是所谓艺术家。 5把简单的事情说得玄妙复杂,或把复杂的东西说得简单明白,都是不寻常的本领。前者靠联想和推理,后者靠直觉和洞察。前者非聪明人不能为,能为后者的人则不但要聪明,而且要诚实。 托尔斯泰的伟大在于他那种异乎寻常的质朴和真实。与他相比,许多作家都太知识分子气了,哪怕写起平民来也是满口知识分子语言。托氏相反,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说的仍然是普通的语言,日常生活的语言。事实上,人们历来用生活语言说话,用书本语言写书,已沿成习惯。用书本语言说话和用生活语言写书都是难事,前者非不可救药的书呆子不能为,后者非不可企及的大师不能为。 文字平易难,独特也难,最难的是平易中见出独特,通篇寻常句子,读来偏是与众不同。如此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独特,方可称作风格。 刻意求来的独特是平庸的另一副面孔,你会发现,它其实在偷偷地模仿,而它本身也是很容易被模仿和复制的。真正的独特是不可模仿的。它看不见,摸不着,而你却感觉到它无处不在。它不是某些精心做出的姿态,而是贯穿作者全部作品的灵魂。这便是我所理解的风格。 好艺术家像好女人好男人一样,总那么纯,这是一种成熟的单纯,一种有深度有力度的单纯。他们能够不断地丰富自己,却又不为时代的五光十色所侵染,不为成败所动摇,耐得寂寞,也耐得喧嚣,始终保持本色。 艺术家所可追求的,无非生前的成功、死后的名声、创作的快乐三者。世事若转蓬,生前的成功究系偶然。人死万事空,死后的名声亦属无谓。唯有创作的快乐最实在,最可把握。艺术家是及时行乐之徒,他的乐便是创作的快乐,仅此一项已足以使他淡然于生前的成功和身后的名声了。 如今梵高的一幅画的拍卖价高达数百万甚至数干万美元了,他在世时的全部生活费用还够不上做这个数字的一个小零头。 也许新鲜感大多凭借遗忘。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所有感觉都琢磨透并且牢记在心,不久之后他就会发现世上没有新鲜东西了。 艺术家常常是不爱交际的,他太专注于内心了。在一般社交场合,他可能显得沉默寡言,心不在焉,因而在俗人眼中不是个有趣的人物。但不少人却把社交场合的活跃和有趣看作艺术气质的标志。 所谓艺术气质,其实包括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诗人气质,往往是忧郁型的。另一种是演员气质,往往是奔放型的。前者创造,后者摹仿。这里指的不是职业。事实上,有的诗人是演员气质的,他在摹仿;有的演员是诗人气质的,他在创造。 18叔本华说,艺术是人生的麻醉剂。尼采说,艺术是人生的兴奋剂。其实还不是一回事?酒既是麻醉剂,又是兴奋剂。艺术就是人生的酒。至于它哪种作用更显著,则是因人而异的,就像不同体质的人对酒有不同的反应一样。 文学是人生感受的表达和人生画面的描绘,哲学是人生根本问题的体悟和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与哲学是息息相通的,一个好的文学家不能没有哲学的素养。但是,当今文学界的时髦做法是搬弄哲学上的新概念、新术语,并且自以为这便是在追求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哲学深度,此时此刻,我不禁要说:没有比伪哲学、坏哲学更加败坏文学的了。 当今批评界的时髦是沤制概念垃圾,然后一古脑儿倾倒在落入其视野的作品上。这班既不懂哲学又不懂艺术的低能儿,他们唯一的生存策略是在哲学家面前故作放诞,渲染假艺术的气质,在艺术家面前故作高深,玩弄伪哲学的术语。 我把散文划分为艺术品和工艺品两类。在旅游地区,常有小摊贩出售干篇一律的劣质工艺品。在游记文学中亦然。 在西方,现代艺术(诗、画、音乐)的大师,往往一度曾是古典艺术的高手。可是据说在我们这里有许多天生的现代派。 有时候,艺术创作中的败笔反能提供一个契机,启示新的发现,发展出一种新的风格或流派来。有意写实,结果失败了,然而谁知道失实之处会不会是一种成功的变形呢? 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艺术始终是目的本身,而爱情在客观上只成了手段。可是,当他堕入情网、身历其境时,他所爱的对象就是目的,艺术反倒好像成了手段。他歌唱,写作,把作品呈献给心中的偶像。直到爱情消逝了,他的作品的真正价值才得以确立。 如果我是女人,我将乐意与艺术家交朋友,听他谈作品,发牢骚,讲疯话。但我决不嫁给他。读艺术家的作品是享受,和艺术家一起生活却是苦难。艺术家的爱情大多以不幸结束,责任决不在女人。他心中有地狱,没有人能够引他进入天堂。 女人推进艺术,未必要靠亲自创作。世上有一些艺术直觉极敏锐的奇女子,她们像星星一样闪烁在艺术大师的天空中。我想起了歌德和贝多芬的贝蒂娜,瓦格纳和罗曼?罗兰的梅森葆夫人,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莎乐美,柴柯夫斯基的梅克夫人。 当黑格尔称现代为"散文味的时代"时,他是把"散文"当作贬义词的。但是,这未必公正。散文的心境是一种孤寂、宁静、闲适的心境,有足够的光阴去回忆和谐想。好的散文总是散发出懒洋洋的气息。在我看来,独卧冬日向阳的山坡,或与好友炉边夜话,都是最适宜于散文诞生的情境。现代人却活得过于匆忙了,所以,现代缺乏好的散文。 诗的使命是唤醒感觉,复活语言。内感觉的唤醒即捕捉情绪,外感觉的唤醒即捕捉意象。复活语言,就是使寻常的词在一种全新的组合中产生不寻常的魅力。 为什么要把情绪翻译成意象呢?情绪本身缺乏语言,直接表述情绪的词都过于一般化或极端化,抹杀了其中丰富的细微差别。直抒情绪的诗,听起来不是空泛,就是浮夸。语言表达意象的可能性却要宽广得多。因此,诗人就通过设计一个独特的意象,来间接地再现和唤起一个独特的情绪。 诗的材料(词)和哲学的材料(范畴)都基本上是现成的。在诗中,借词的新的组合表达出对世界的一种新的感觉,在哲学中,借范畴的新的组合表达出对本体(道、绝对、终极价值)的一种新的领悟,都可算作创造了。 哲学和诗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神话是永恒的化身,她死了,留下了一双儿女。直到今天,哲学一醒来就谈论死去的母亲,诗一睡着就梦见死去的母亲。 神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梦,诗是人类青年时代的梦。可是,对于个体来说,事情似乎倒了过来:诗是青年人的梦,神是老年人的梦。 哲学是男性的,诗是女性的,二者不可分离。没有诗,哲学就只会结结巴巴发空论,成为鳖脚的清谈家。没有哲学,诗就只会絮絮叨叨拉家常,成为浅薄的碎嘴婆。诗必须有哲学的深度。注意,是深度,而不是表相和姿态。我们爱善解男人心意的女子,可是谁爱一副男人相的女人呢? 诗人用语言锁住企图逃逸的感觉,又在语言中寻找已经逃逸的感觉。他敲击每一块熟悉的语词的化石,倾听远古时代的陌生的回声。 音乐用天国的语言叙说天国的事情,诗用人间的语言叙说天国的事情。诗人痛苦了,因为俗人根据人间的事情来理解人间的语言,总是误解了诗人。音乐家可以免于此患,,反正俗人听不懂天国的语言。 诗的最大优点是凝练。它舍弃了一切过渡。它断裂,浓缩,结晶,在太阳下闪烁奇异的光。你给它不同的光源,它就闪射不同的光彩。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不同的光源。 现在有些青年诗人的诗越写越复杂了,写诗时思维喧宾夺主,挤掉了感觉。也许原本就没有感觉。其末流只是在玩文字游戏,而且玩得不高明,游戏得无趣味。 健全的直觉是从事一切艺术活动的先决条件。在不同的人身上,它可以催放不同的艺术花朵,但也可能毫无结果。一个诗人除了这种直觉外,还必须具备对于语言本身的特殊兴趣,迷于搭配词句的游戏,否则决不能成为诗人。 我觉得长诗是一个误会。诗要捕捉的是活的感觉,而活的感觉总是很短的,稍纵即逝的,一长,难免用思想取代、冲淡这一点感觉。 一首好诗写出来之前,往往会有一种焦虑不安的感觉,似乎知道已经有某种东西产生了,存在了,必须立即把它找到,抓住,否则就会永远消失。甚至有一种信念:连词句也已经存在于某个地方,那是独一无二、非此不可的词句,它躲藏着,问题是要把它找出来。最贴切的词句是找出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你一再尝试,配上不同的词眼,还是觉得不对劲。突然,你欣喜若狂了,一个准确无误的声音在你心里喊道:"对,这就是我要找的!" 19诗是找回那看世界的第一瞥。诗解除了因熟视无睹而产生的惰性,使平凡的事物回复到它新奇的初生状态。 人的感觉和情绪原本就朦胧,清晰是逻辑化、简化的产物。诗正是要从逻辑的解剖刀下抢救活生生的感觉和情绪,还它们一个本来面貌。 当然,朦胧不是刻意追求晦涩。朦胧是再现真实的感受,晦涩是制造虚假的感觉。刻意追求晦涩的诗人往往并无真情实感,故意用非逻辑化的杂乱掩盖他的感觉的贫乏。他的真正家底不是感觉,而是概念,所以晦涩只是化了装的清晰。 诗不得不朦胧。诗通过词的搭配表达感觉,活的感觉都是一次性的,原则上不可复制,诗勉为其难,只好通过词的异乎寻常的搭配,借多义性暗示、包容这独一无二的感觉,借朦胧求准确。为了使不确定者(感觉)确定,只好使确定者(词)不确定。 拂晓和黄昏,光与影的巧妙配合,显示出色彩无穷无尽的细微差别。朦胧是美的。可是,有人竟向大自然发号施令,不准朦胧,非要把一切景物放在正午的烈日下暴晒,让它们轮廓分明,只许保留黑白两色。 我相信新诗潮在文学史上会留下重要的一页。但是,真正留得下来的还是那些朴实的诗。诗贵朴实。许多新诗人的最大毛病是不朴实,他们在卖弄和显示,而不是在流露,想用标新立异的姿势、眼神、语调引人注意,这是小家子相。有大家风度的诗人即使写朦胧诗也可以写得很真,很朴实。 有一天,毫无诗意的干燥的晴空倾倒下阵雨一般的无数诗人。我不知道写诗有什么诀窍。也许,最好的诀窍就是,不要以为你是个诗人。 诗人的灵感多半得自女人,可是懂他的作品的往往是男人。诗人寻求什么?一个偶像,一个幻影,一个可以把内心的美感凝聚起来的光斑。碰巧这个偶像活起来,能够发出呼应,领会并且喜欢他的诗,这就是天赐的际遇了。 你为了表达情绪而写诗,后来就为了写诗而寻找情绪,制造情绪。你整天生活在情绪中,离开情绪就活不了。小心,别宠坏了你的情绪,别让情绪宠坏了你。 看了我的诗,你就了解我了吗?我的诗都那样忧郁,我就是一个忧郁的人了吗?在快乐的时候,我是不写诗的,你永远不能知道我的快乐有多么疯狂! 当我从别人的诗中发现一个我熟悉的但没有捕捉到的感觉或意象时,我嫉妒了--我失落了的,却被别人捕捉住了,就像垂钓时从我的钓钩上逃脱的鱼被别人钓到手了一样。 美是骚动不安的,艺术家却要使它静止。美是稍纵即逝的,艺术家却要使它永存。艺术家负有悲剧性的使命: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 艺术家最易受美的诱惑,有最强烈的占有美的欲望。但美是占有不了的,因为占有就意味着美感的丧失。艺术家被这种无法满足的欲望逼到绝路,才走向艺术,以象征的方式来占有美。他是被逼上象牙塔的。 美的力量是可以致人死命的。美那样脆弱,那样稍纵即逝,可是它却能令人迷乱癫狂,赴汤蹈火,轻抛生命。在美面前,谁不想纵身一跳,与它合为一体,淹死在其中!天知道人的这种不可理喻的天性是从何而来的! 然而,做一个艺术家,却不能丢魂失魄地做美的奴隶,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地对美旁观,他要驾驭美,赋予美以形式,形式是他的牛轭,他借此成为美的主人。 尽管美感的根源深植于性欲之中,可是当少年人的性欲刚刚来潮之时,他又会惊慌地预感到这股失去控制的兽性力量破坏了美感,因而出现性亢奋与性反感交错的心理。对性欲的某种程度的压抑不仅是伦理的需要,也是审美的需要。美感产生于性与性压抑之间的平衡。 审美与功利的对立是一个经验的事实。凡是审美力锐利的人,对功利比较糊涂,而利欲熏心的人则对美不甚留意。有艺术气质的人在社会阅历方面大多处在不成熟的童稚状态。硬要挖掘审美与功利的历史渊源关系是说明不了什么的。在太初混沌状态,在人类起源时代,何止审美,一切的一切都浑为一体。劳动创造了人,于是也创造了人的一切,于是用劳动来说明一切,这种逻辑固然彻底,却未免太简单了一些。 从宇宙的角度看,美和道德都是没有根据的。宇宙既不爱惜美,也不讲求道德。美是人的心灵的一个幻影,道德是人的生存的一个工具。人是注定要靠药物来维持生命的一种生物,而美就是兴奋剂,道德就是镇静剂。 道德不仅为社会所需要,而且为人生所需要。如果人要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一个稳固的支点,就决不能寄希望于美。美是一片浮云,道德却在实践上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稳定的依赖关系.在心理上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自信心。 我喜欢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它使你感到,一方面,幻想毫无价值,美毫无价值,一个幻想家总是实际生活的失败者,一个美的追求者总是处处碰壁的倒霉鬼;另一方面,对天边外的秘密的幻想,对美的幢憬,仍然是人生的最高价值,那种在实际生活中即使一败涂地还始终如一地保持幻想和懂憬的人,才是真正的幸运儿。 这个世界被孩子的好奇的眼光照耀得色彩绚丽,却在成人洞察一切的眼睛注视下苍白失色了。唉,孩子的目光,这看世界的第一瞥,当我们拥有它时,我们不知这是幸福,当我们悟到这是幸福时,我们已经永远失去它了。 一个漂亮女人能够引起我的赞赏,却不能使我迷恋。使我迷恋的是那种有灵性的美,那种与一切美的事物发生内在感应的美。在具有这种美的特质的女人身上,你不仅感受到她本身的美,而且通过她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艺术的美,生活的美。因为这一切美都被她心领神会,并且在她的气质、神态、言语、动作中奇妙地表现出来了。她以她自身的存在增加了你眼中那个世界的美,同时又以她的体验强化了你对你眼中那个世界的美的体验。不,这么说还有点不够。事实上,当你那样微妙地对美发生共鸣时,你从她的神采中看到的恰恰是你对美的全部体验,而你本来是看不到、甚至把握不住你的体验的。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呵,无意识的、因为难以捕捉和无法表达而令人苦恼的美感,她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她有灵性的肉体,用眼睛、表情、动作等等(这一切你都看得见)替你表达出来了。这就是魅力的秘密。 罂粟花,邪恶的光泽。恶赋予美以魅力,光泽赋予色彩以魅力。相形之下,只有色彩没有光泽的牡丹显得多么平庸。 在人的本能中,既有爱美、占有美的冲动,又有亵渎美、毁坏美的冲动。后一种冲动,也许是因为美无法真正占有而产生的一种绝望,也许是因为美使人丧失理智而产生的一种怨恨。 女人身上兼有这两种美。所以,男人在女人怀里癫狂,又在女人怀里得到安息。女人作为母亲,最接近大自然。大自然的美总是纯净的。 一个爱美的民族总是有希望的,它不会长久忍受丑陋的现实。最可悲的是整个民族对美和丑麻木不仁,置身于这样民族中的个别爱美的灵魂岂能不被绝望所折磨? 许多哲人都预言会有一个审美的时代。我也盼望这样的时代到来,但又想:也许,美永远属于少数人,时代永远属于公众,在任何时代,多数人总是讲究实际的。 有不同的丑。有的丑是生命力的衰竭,有的丑是生命力的扭曲。前者令人厌恶,后者却能引起一种病态的美感。现代艺术所表现的丑多属后者。 生命是短暂的。可是,在短暂的一生中,有许多时间你还得忍,忍着它们慢慢地流过去,直到终于又有事件之石激起生命的浪花。 人永远是孩子,谁也长不大,有的保留着孩子的心灵,有的保留着孩子的脑筋。谁也不相信自己明天会死,人生的路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到头来不是老天真,就是老糊涂。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人生,她是一个对我们从一而终的女子。我们不妨尽自己的力量引导她,充实她,但是,不管她终于成个什么样子,我们好歹得爱她。 可是,尽管如此,你还是想跳,哪怕明知道另一个更深的陷阱在等着你。最不能忍受的是永远呆在同一个陷阱里。也许,自由就寓于跳的过程中。 人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但这历史缺乏细心的读者。我们没有工夫读自己的历史,即使读,也是读得何其草率。 对于人生,我们无法想得太多太远。那越过界限的思绪终于惘然不知所之,不得不收回来,满足于知道自己此刻还活着,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时光作些实际的安排。 历史是无情的,数十年转了个小小的弯子,却改变了个人的一生。历史可以重新纳入轨道,人生却不可能从头开始了。所谓历史的悲剧,牺牲掉的是无数活生生的个人。 在人生的某个时期,行动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一心打破现状,改变生活,增加体验,往往并不顾忌后果是正是负,只要绝对数字大就行。 在有些人眼里,人生是一碟乏味的菜,为了咽下这碟菜,少不了种种作料,种种刺激。他们的日子过得真热闹。 假如海洋上那一个个旋生旋灭的泡沫有了意识,它们一定会用幻想的彩虹映照自己,给自己涂上绚丽的颜色,它们一定会把自己的进裂想象成一种悲壮的牺牲,觉得自己是悲剧中的英雄。我赞美这些美丽而崇高的泡沫。 梦是虚幻的,但虚幻的梦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完全真实的。弗洛伊德业已证明了这一点。美、艺术、爱情、自由、理想、真理,都是人生的大梦。如果没有这一切梦,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最凄凉的不是失败者的哀鸣,而是成功者的悲叹。在失败者心目中,人间尚有值得追求的东西:成功。但获得成功仍然悲观的人,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他已经无可追求。失败者仅仅悲叹自己的身世;成功者若悲叹,必是悲叹整个人生。 在社交场合我轻易不谈人生。只要一听到那些空洞的感叹,我就立即闭口。试想,朋友们一边啃着鸡腿,一边谈论人生的虚无,有多么可笑。越是严肃的思想,深沉的情感,就越是难于诉诸语言。大音稀声。这里甚至有一种神圣的羞怯,使得一个人难于启齿说出自己最隐秘的思绪,因为它是在默默中受孕的,从来不为人所知,于是便像要当众展示私生子一样的难堪。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重感情就难免会软弱,求完美就难免有遗憾。也许,宽容自己这一点软弱,我们就能坚持;接受人生这一点遗憾,我们就能平静。 人生没有一个终极背景,这一点既决定了人生的荒谬性,又决定了人的自由。犹如做梦,在梦中一切都是荒谬的,一切又都可以随心所欲。当然,只有知道自己是在做梦的人才能够随心所欲。但在梦中知道自己是在做梦的人太少了。所以,一般人既不感到人生是荒谬的,也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就后者来说,他们是不幸的。就前者来说,他们又是幸运的。 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要依恋另一个生命,相依为命,结伴而行。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不属于另一个生命,像一阵风,无牵无挂。 人生要有绝对意义,就必须有神,因为神就是绝对的同义词。但是,必须有,就真有吗?人生的悲剧岂不正在于永远寻找、又永远找不到那必须有的东西? 我不相信一切所谓人生导师。在这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上,谁敢说自己已经贯通一切歧路和绝境,因而不再困惑,也不再需要寻找了? 在这世界上,谁真正严肃地生活着?难道是那些从不反省人生的浅薄之辈,哪怕他们像钟表一样循规蹈矩,像石像一样不苟言笑,哪怕他们是良民、忠臣、孝子、好丈夫、好父亲? 狂妄的人自称命运的主人,谦卑的人甘为命运的奴隶。除此之外还有-种人.他照看命运,但不强求,接受命运,但不卑怯。走运时,他会抑揄自己的好运。倒运时,他又会调侃自己的厄运。他不低估命运的力量,也不高估命运的价值。他只是做命运的朋友罢了。 习惯的定义:人被环境同化,与环境生长在一起,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所谓环境,包括你所熟悉的地方、人、事业。在此状态下,生命之流失去落差,渐趋平缓,终成死水一潭。 人一生中应当有意识地变换环境。能否从零开始,重新开创一种生活,这是测量一个人心灵是否年轻的可靠尺度。 幸福喜欢捉迷藏。我们年轻时,它躲藏在未来,引诱我们前去寻找它。曾几何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把它错过,于是回过头来,又在记忆中寻找它。 聪明人嘲笑幸福是一个梦,傻瓜到梦中去找幸福,两者都不承认现实中有幸福。看来,一个人要获得实在的幸福,就必须既不太聪明,也不太傻。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和傻之间的状态叫做生活的智慧。 幸福是一个心思诡谲的女神,但她的眼光并不势利。权力能支配一切,却支配不了命运。金钱能买来一切,却买不来幸福。 逝去的感情事件,无论痛苦还是欢乐,无论它们一度如何使我们激动不宁,隔开久远的时间再看,都是美丽的。我们还会发现,痛苦和欢乐的差别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大。欢乐的回忆夹着忧伤,痛苦的追念掺着甜蜜,两者又都同样令人惆怅。 对于一个视人生感受为最宝贵财富的人来说,欢乐和痛苦都是收入,他的帐本上没有支出。这种人尽管敏感,却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在他眼里,现实生活中的祸福得失已经降为次要的东西,命运的打击因心灵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输掉的,却在他描写赌徒心理的小说中极其辉煌地赢了回来。 只要生存本能犹在,人在任何处境中都能为自己编织希望,哪怕是极可怜的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终身苦役犯,服刑初期被用铁链拴在墙上,可他们照样有他们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别的苦役犯一样,被允许离开这堵墙,戴着脚镣走动。如果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去。即使是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们的彻底也仅是理论上的,在现实生活中,生存本能仍然驱使他们不断受小小的希望鼓舞,从而能忍受这遭到他们否定的人生。 世人把人生的归宿安排在晚年,竟然把安度晚年看作一种幸福。一本即将焚毁的书,何必去操心它有没有一张光滑的封底呢? 痛苦使人深刻,但是,如果生活中没有欢乐,深刻就容易走向冷酷。未经欢乐滋润的心灵太硬,它缺乏爱和宽容。 请不要责备"好了伤疤忘了疼"。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自卫本能,人如何还能正常地生活,世上还怎会有健康、勇敢和幸福? 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过多少伤疤,如果一一记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人类是在忘却中前进的。 人生的重大苦难都起于关系。对付它的方法之一便是有意识地置身在关系之外,和自己的遭遇拉开距离。例如,在失恋、亲人死亡或自己患了绝症时,就想-想恋爱关系、亲属关系乃至自己的生命的纯粹偶然性,于是获得一种类似解脱的心境。佛教的因缘说庶几近之, 然而,毕竟身在其中,不是想跳就能跳出来的。无我的空理易明,有情的尘缘难断。认识到因缘的偶然是-回事,真正看破因缘又是一回事。所以,佛教要建立一套烦琐复杂的戒律,借以把它的哲学观念转化为肉体本能。 对于人生的苦难,除了忍,别无他法。一切透彻的哲学解释不能改变任何-个确凿不移的灾难事实。例如面对死亡,最好的哲学解释也至多只能解除我们对于恐惧的恐惧,而不能解除恐惧本身,因为这后一层恐惧属于本能,我们只能带着它接受宿命。 人得救不是靠哲学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类和个人历尽劫难而免于毁灭。各种哲学和宗教的安慰也无非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自勉罢了。 我厌恶那种号称铁石心肠的强者,蔑视他们一路旗开得胜的骄横。只有以软弱的天性勇敢地承受着寻常苦难的人们,才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们不是英雄。做英雄是轻松的,因为他有净化和升华。做英雄又是沉重的,因为他要演戏。我们只是忍受着人间寻常苦难的普通人。 幸福的反面是灾祸,而非痛苦。痛苦中可以交织着幸福,但灾祸绝无幸福可言。另一方面,痛苦的解除未必就是幸福,也可能是无聊。可是,当我们从一个灾祸中脱身出来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幸福的了。 离一种灾祸愈远,我们愈觉得其可怕,不敢想象自己一旦身陷其中会怎么样。但是,当我们真的身陷其中时,犹如落入台风中心,反倒有了一种意外的平静。我们会发现,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是惊人的,几乎能够在任何境遇中活着,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适应的。 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的同情一开始可能相当活跃,但一旦痛苦持续下去,同情就会消退。我们在这方面的耐心远远不如对于别人的罪恶的耐心。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罪恶仿佛是命运,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痛苦却几乎是罪恶了。 我并非存心刻薄,而是想从中引出一个很实在的结论:当你遭受巨大痛苦时,你要自爱,懂得自己忍受,尽量不用你的痛苦去搅扰别人。 面对无可逃避的厄运和死亡,绝望的人在失去一切慰藉之后,总还有一个慰藉,便是在勇敢承受命运时的尊严感。由于降灾于我们的不是任何人间的势力,而是大自然本身,因此,在我们的勇敢中体现出的乃是人的最高尊严--人在神面前的尊严。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明白这一道理的人可谓已经得道,堪称智者了。多数人恰好相反,他们永远自诩在为有益之事,永远不知生之有涯。 你说,得活出个样儿来。我说,得活出个味儿来。名声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对人对己都不要衣帽取人。衣裳换来换去,我还是我。脱尽衣裳,男人和女人更本色。 "距离说"对艺术家和哲学家是同样适用的。理解与欣赏一样,必须同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然后才能观其大体。不在某种程度上超脱,就决不能对人生有深刻见解。 物质的、社会的、世俗的苦恼太多,人就无暇有存在的、哲学的、宗教的苦恼。日常生活中的琐屑限制太多,人就不易感觉到人生的大限制。我不知道这值得庆幸,还是值得哀怜。 人生了病,会变得更有人情味一些的。一方面,与种种事务疏远了,功名心淡漠了,纵然是迫不得已,毕竟有了一种闲适的心境。另一方面,病中寂寞,对亲友的思念更殷切了,对爱和友谊的体味更细腻了。疾病使人更轻功利也更重人情了。 "四十而不惑"新解。四十岁到了人生的中途,一个人开始实在地感觉到来日不多,意识到人生的大限了。"大限"意识足以使人解除诱惑,看淡-切荣辱是非得失,保持超然的宁静心境。 我们总是以为,已经到手的东西便是属于自己的,一旦失去,就觉得蒙受了损失。其实,一切皆变,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占有。得到了-切的人,死时又交出一切。不如在一生中不断地得而复失,习以为常,也许能更为从容地面对死亡。 我失去了的东西,不能再得到了。我还能得到一些东西,但迟早还会失去。我最后注定要无可挽救地失去我自己。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看重得与失呢?到手的一切,连同我的生命,我都可以拿它们来做试验,至多不过是早一点失去罢了。 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乎此的属于奢侈品。它们固然提供享受,但更强求服务,反而成了一种奴役。 一切外在的欠缺或损失,包括名誉、地位、财产等等,只要不影响基本生存,实质上都不应该带来痛苦。如果痛苦,只是因为你在乎,愈在乎就愈痛苦。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 守财奴的快乐并非来自财产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所有权。所有权带来的心理满足远远超过所有物本身提供的生理满足。一件一心盼望获得的东西,未必要真到手,哪怕它被放到月球上,只要宣布它属于我了,就会产生一种愚蠢的欢乐。 执著是惑,悲观何尝不是惑?因为看破红尘而绝望、厌世乃至轻生,骨子里还是太执著,看不破,把红尘看得太重。这就好像一个热恋者急忙逃离不爱他的心上人一样。真正的悟者则能够从看破红尘获得一种眼光和睿智,使他身在红尘也不被红尘所惑,入世仍保持着超脱的心境。假定他是那个热恋者,那么现在他已经从热恋中解脱出来,对于不爱他的心上人既非苦苦纠缠,亦非远远躲避,而是可以平静地和她见面了。 一个人热爱人生便不能不执著,洞察人生真相便不能不悲观,两者激烈冲突又达成和解的结果就是超脱。所以,超脱实质上是一种有悲观约束的执著,有执著约束的悲观。仔细分析起来,其中始终包含着悲观和执著两种因素,只是两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恰当的关系,不再趋于一端罢了。我不相信世上有一劳永逸彻悟人生的"无上觉者",如果有,他也业已涅成佛,不属于这个活人的世界了。 闲适和散漫都是从俗务中抽身出来的状态,心境却迥异。闲适者回到了自我,在自己的天地里流连徜徉,悠然自得,内心是宁静而澄澈的。散漫者找不到自我,只好依然在外物的世界里东抓西模,无所适从,内心是烦乱而浑浊的。 他们一窝蜂挤在那条路上,互相竞争、推攘、阻挡、践踏。前面有什么?不知道。既然大家都朝前赶,肯定错不了。 纷纷扰扰,全是身外事。我能够站在一定的距离外来看待我的遭遇了。我是我,遭遇是遭遇。惊浪拍岸,卷起干堆雪。可是,岸仍然是岸,它淡然观望着变幻不定的海洋。 进入历史?博物馆未免太拥挤了。我早已没有这样的奢望。二十三岁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还难免有少年人的自我夸张病,此后我愈来愈能如实地看待自己了。再说,能不能进入历史,这是后人用他们的眼光来判断的事情,与我完全无关,也用不着我来瞎操心。我只想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别无他求。 一天是很短的。早晨的计划,晚上发现只完成很小一部分。一生也是很短的。年轻时的心愿,年老时发现只实现很小一部分。 所以,不妨榨取每一天,但不要苛求绝无增援力量的一生。要记住:人一生能做的事情不多,无论做成几件,都是值得满意的。 幽默是智慧的表情,它教不会,学不了。有一本杂志声称它能教人幽默,从而轻松地生活。我不曾见过比这更缺乏幽默感的事情。 讽刺与幽默不同。讽刺是社会性的,幽默是哲学性的。讽刺人世,与被讽刺对象站在同一水准上,挥戈相向,以击伤对手为乐。幽默却源于精神上的巨大优势,居高临下,无意伤人,仅以内在的优越感自娱。讽刺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幽默则是对人性本身必不可免的弱点发出宽容的也是悲哀的微笑。 幽默与滑稽是两回事。幽默是智慧的闪光,能博聪明人一笑。滑稽是用愚笨可笑的举止逗庸人哈哈。但舞台上的滑稽与生活中的滑稽又有别:前者是故意的,自知可笑,偏要追求这可笑的效果;后者却是无意的,自以为严肃正经,因而更可笑--然而只有聪明人能察觉这可笑。所以,生活中的滑稽的看客仍是聪明人。当滑稽进入政治生活而影响千百万人的命运时,就变成可悲了。当然,同时还是可笑的。因此,受害者仍免不了作为看客而开颜一笑,倒也减轻了受害的痛苦。 幽默是对生活的一种哲学式态度,它要求与生活保持一个距离,暂时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发现和揶揄生活中的缺陷。毋宁说,人这时成了一个神,他通过对人生缺陷的戏侮而暂时摆脱了这缺陷。 有超脱才有幽默。在批评一个无能的政府时,聪明的政客至多能讽刺,老百姓却很善于幽默,因为前者觊觎着权力,后者则完全置身在权力斗争之外。 托尔斯泰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幽默。他能发现别人容易忽略的可笑现象,然后叙述出来。是的,他只是叙述,如实地叙述,决不描绘,决不眉飞色舞,决不做鬼脸。可是那力量却异常之大,这是真实的力量。 与过分玩世不恭的人打交道,和他没法谈任何-个严肃的问题,我会恼怒。不过,这并不可怕,我可以一走了之,反正他对我的拂袖而去也是满不在乎的。可怕的是与过分认真的人打交道,因为我无法摆脱他,和他甚至不能开-句善意的玩笑,他对玩笑同样也是认真对待,纠缠不休。当我不得不和这样的人耐心周旋时,我觉得自己是在被迫演戏,扮演-个和他同样认真的角色。小心谨慎地扮演一种认真,演这样的戏未免太沉重了。 自嘲就是居高临下地看待自己的弱点,从而加以宽容。自嘲把自嘲者和他的弱点分离开来了,这时他仿佛站到了神的地位上,俯视那个有弱点的凡胎肉身,用笑声表达自己凌驾其上的优越感。 自嘲使自嘲者居于自己之上,从而也居于自己的敌手之上,占据了一个优势的地位。自嘲使敌手的一切可能的嘲笑丧失了杀伤力。 傻瓜从不自嘲。聪明人嘲笑自己的失误。天才不仅嘲笑自己的失误,而且嘲笑自己的成功。看不出人间一切成功的可笑的人,终究还是站得不够高。它吸收了任何感觉。突然,遇到了阻碍,礁岩崛起,狂风大作,抛起万丈浪。我活着吗?是的,这时候我才觉得我活着。 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互相吸引。我设想,在一个绝对荒芜、没有生命的星球上,一个活人即使看见一只苍蝇,或一只老虎,也会发生亲切之感的。 文化是生命的表达形式。当文化不能表达生命、反而压抑生命的时候,生命的紧张感就增大。这时候,需要改变旧文化,创造新文化,以重新表达生命。但文化的改造不必从文化开始,有时候,直接表达生命的紧张感、危机感,这种表达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化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这里也开始大谈非理性主义了,但是,谈得何其轻松。我的朋友说得好:"非理性主义本来是要表达生命的紧张感,现在我们却拿来加上中国的老庄禅之类,调成一杯可笑之极的鸡尾酒,获得自我陶醉。" 我骑着自行车,视线越过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停留在傍晚深蓝色的天空上。多么深邃的蓝色啊。我的灵魂仿佛不由自主地投入这蓝色的宇宙之海,潜向无底的深渊。天色愈来愈浓,我愈潜愈深,明知没有生还的希望,却仍然放任自己下沉。 橘黄色的路灯,红绿灯,在深蓝色天空的背景下闪着鲜艳的光芒。色彩的魔力,色彩的梦。色彩的力量纯粹是魔术和梦幻的力量,它刺激眼睛,使人想入非非,被光的旋律催眠,陷入幻觉之中。 我想起了亚当斯的黑白摄影。那是另一种力量。除去了色彩的迷惑,物质世界直接呈现在眼前--不,毋宁说是展现在你的手下,视觉成了触觉的替代,你可以触摸到山岭的粗糙,流沙的细腻,树枝的坚硬,草叶的柔软。透过黑白摄影,你不是看到世界的幻象,而是摸到了质料本身。 我皱着眉头。你问我想干什么?我想把天下发出噪音的金属器具,从刀锯斧刨,到机器马达,统统投进熔炉,然后铸成一座沉默的雕像。 爱的价值在于它自身,而不在于它的结果。结果可能不幸,可能幸福,但永远不会最不幸和最幸福。在爱的过程中间,才会有"最"的体验和想象。 爱情的发生需要适宜的情境。彼此太熟悉,太了解,没有了神秘感,就不易发生爱情。当然,彼此过于陌生和隔膜,也不能发生爱情。爱情的发生,在有所接触又不太稔熟之间,既有神秘感,又有亲切感,既能给想象力留出充分余地,又能使吸引力发挥到最满意的程度。 我不知道什么叫爱情。我只知道,如果那张脸庞没有使你感觉到一种甜蜜的惆怅,一种依恋的哀愁,那你肯定还没有爱。 人们常说,爱情使人丧失自我。但还有相反的情形:爱情使人发现自我。在爱人面前,谁不是突然惊喜地发现,他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平时疏忽的好东西?他渴望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爱人,于是他寻找,他果然找到了。呈献的愿望导致了发现。没有呈献的愿望,也许一辈子发现不了。 与其说有理解才有爱,毋宁说有爱才有理解。爱一个人,一本书,一件艺术品,就会反复玩味这个人的一言一行,这本书的一字一句,这件作品的细枝末节,自以为揣摩出了某种深长意味,于是,"理解"了。 爱情是灵魂的化学反应。真正相爱的两人之间有一种"亲和力",不断地分解,化合,更新。"亲和力"愈大,反应愈激烈持久,爱情就愈热烈巩固。 幸福是难的。也许,潜藏在真正的爱情背后的是深沉的忧伤,潜藏在现代式的寻欢作乐背后的是空虚。两相比较,前者无限高于后者。 爱情与事业,人生的两大追求,其实质为一,均是自我确认的方式。爱情是通过某一异性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事业是通过社会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 情种爱得热烈,但不专一。君子爱得专一,但不热烈。此事古难全。不过,偶尔有爱得专一的情种,却注定没有爱得热烈的君子。 爱一个人,就是心疼一个人。爱得深了,潜在的父性或母性必然会参加进来。只是迷恋,并不心疼,这样的爱还只停留在感官上,没有深入到心窝里,往往不能持久。 凡正常人,都兼有疼人和被人疼两种需要。在相爱者之间,如果这两种需要不能同时在对方身上获得满足,便潜伏着危机。那惯常被疼的一方最好不要以为,你遇到了一个只想疼人不想被人疼的纯粹父亲型的男人或纯粹母亲型的女人。在这茫茫宇宙间,有谁不是想要人疼的孤儿? 爱就是对被爱者怀着一些莫须有的哀怜,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怕她(或者他)冻着饿着,担心她遇到意外,好好地突然想到她有朝一日死了怎么办,轻轻地抚模她好像她是病人又是易损的瓷器。爱就是做被爱者的保护人的冲动,尽管在旁人看来这种保护毫无必要。 在所有的近义词里,"爱"和"喜欢"似乎被掂量得最多,其间的差异被最郑重其事地看待。这时男人和女人都成了最一丝不苟的语言学家。 让我们承认,无论短暂的邂逅,还是长久的纠缠,无论相识恨晚的无奈,还是终成眷属的有情,无论倾注了巨大激情的冲突,还是伴随着细小争吵的和谐,这一切都是爱情。每个活生生的人的爱情经历不是一座静止的纪念碑,而是一道流动的江河。当我们回顾往事时,我们自己不必否认、更不该要求对方否认其中任何一段流程、一条支流或一朵浪花。 爱情不论短暂或长久,都是美好的。甚至陌生异性之间毫无结果的好感,定睛的一瞥,朦胧的激动,莫名的调怅,也是美好的。因为,能够感受这一切的那颗心毕竞是年轻的。生活中若没有邂逅以及对邂逅的期待,未免太乏味了。人生魅力的前提之一是,新的爱情的可能性始终向你敞开着,哪怕你并不去实现它们。 我不相信人一生只能爱一次,我也不相信人一生必须爱许多次。次数不说明问题。爱情的容量即一个人的心灵的容量。你是深谷,一次爱情就像一道江河,许多次爱情就像许多浪花。你是浅滩,一次爱情只是一条细流,许多次爱情也只是许多泡沫。 现实中的爱情多半是失败的,不是败于难成眷属的无奈,就是败于终成眷屈的厌倦。然而,无奈留下了永久的怀恋,厌倦激起了常新的追求,这又未尝不是爱情本身的成功。 爱情既是在异性世界中的探险,带来发现的惊喜,也是在某一异性身边的定居,带来家园的安宁。但探险不是猎奇,定居也不是占有。毋宁说,好的爱情是双方以自由为最高赠礼的洒脱,以及决不滥用这一份自由的珍惜。 比较起来,以相互欣赏为基础的爱要牢靠得多。在这种情形下,距离本来是有限的,且为双方所乐于保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弹性的场。 爱情是人生最美丽的梦。倘用理性的刀刃去解析梦,再美丽的梦也会失去它的美。弗洛伊德对梦和性意识的解析就破坏了不少生活的诗意。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生活本身使梦破灭了,这时候,对梦作理性的反省,认清它的美的虚幻,其实是一种解脱的手段。我相信毛姆就属于这种情况。 到世上来一趟,为不多的几颗心灵所吸引,所陶醉,来不及满足,也来不及厌倦,又匆匆离去,把一点迷惘留在世上。 也许孤独是爱的最意味深长的赠品,受此赠礼的入从此学会了爱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别的孤独的灵魂和深藏于它们之中的深邃的爱。从而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珍贵的精神世界。 孤独是人的宿命,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一个旋生旋灭的偶然存在,从无中来,又要回到无中去,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命运。是的,甚至连爱也不能。凡是领悟人生这样一种根本性孤独的人,便已经站到了一切人间欢爱的上方,爱得最热烈时也不会做爱的奴隶。 和别人混在一起时,我向往孤独。孤独时,我又向往看到我的同类。但解除孤独毕竟只能靠相爱相知的人,其余的人扰乱了孤独,反而使人更感孤独,犹如一种官能,因为受到刺激而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每逢节日,独自在灯下,心中就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寂寞,浓郁得无可排遣,自斟自饮生命的酒,别有一番酩酊。 人生作为过程总要逝去,似乎哪种活法都一个样。但就是不一样。我需要一种内在的沉静,可以以逸待劳地接收和整理一切外来印象。这样,我才觉得自己具有一种连续性和完整性。当我被过于纷繁的外部生活搅得不复安宁时,我就断裂了,破碎了,因而也就失去了吸收消化外来印象的能力。 在静与闹、孤独与合群之间,必有一个适合于我的比例或节奏。如果比例失调,节奏紊乱,我就会生病--太静则抑郁,太闹则烦躁。抑郁使我成为诗人,烦躁使我成为庸人。 有时候,我渴望活动,漫游,交往,恋爱,冒险,成功。如果没有充分尝试生命的种种可能性就离开人世,未免太遗憾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天性更适合于过沉思的生活。我必须休养我的这颗自足的心灵,唯有带着这颗心灵去活动,我才心安理得并且确有收获。 如果没有好胃口,天天吃宴席有什么乐趣?如果没有好的感受力,频频周游世界有什么意思?反之,天天吃宴席的入怎么会有好胃口,频频周游世界的人怎么会有好的感受力? 心灵和胃一样,需要休息和复原。独处和沉思便是心灵的休养方式。当心灵因充分休息而饱满,又因久不活动而饥渴时,它就能最敏锐地品味新的印象。 健谈者往往耐不得寂寞,因为他需要听众。寡言者也需要听众,但这听众多半是他自己,所以他比较安于独处。 没有自己独居的处所是多么可怕的事,一切都暴露无遗了。在群居中,人不得不掩饰和压抑自己的个性。在别人目光的注视下,谁还能坐在那里恬然沉思,捕捉和记录自己的细微感受。住宅危机导致了诗和哲学的生态危机。 被人理解是幸运的,但不被理解未必就是不幸。一个把自己的价值完全寄托于他人的理解上面的人往往并无价值。 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又不陷于孤独,这怎么可能呢?然而,尽管注定孤独,仍然会感觉到孤独的可怕和难以忍受。上帝给了他一颗与众不同的灵魂,却又赋予他与普通人一样的对于人间温暖的需要,这正是悲剧性之所在。 无聊是把自我消散于他人之中的欲望,它寻求的是消遣。寂寞是自我与他人共在的欲望,它寻求的是普通的人间温暖。孤独是把他人接纳到自我之中的欲望,它寻求的是理解。 心灵的孤独与性格的孤僻是两回事。孤僻属于弱者,孤独属于强者。两者都不合群,但前者是因为惧怕受到伤害,后者是因为精神上的超群卓绝。 寂寞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情境。一个人忍受不了寂寞,就寻求方便的排遣办法,去会朋友,谈天,打牌,看电视,他于是成为一个庸人。靠内心的力量战胜寂寞的人,必是诗人和哲学家。 老是听别人发表同样的见解和感叹,我会感到乏味。不过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我也许更乏味,他们从我这里甚至连见解和感叹也听不到,我不愿重复,又拿不出新的,于是只把沉默给他们。与人共享沉默未免太古怪,所以,我躲了起来…… 我天性不宜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是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费劲使自己显得有趣,那都太累了。我独处时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需感到不安。 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界限。在两个人之间,这种界限是不清晰的,然而又是确定的。一切麻烦和冲突都起于无意中想突破这个界限。但是,一旦这个界限清晰可辨并且严加遵守,那么,交往的全部魅力就丧失了,从此情感退场,理智维持着秩序。 在任何两人的交往中,必有一个适合于彼此契合程度的理想距离,越过这个距离,就会引起相斥和反感。这一点既适用于爱情,也适用于友谊。 也许,两个人之间的外在距离稍稍大于他们的内在距离,能使他们之间情感上的吸引力达到最佳效果。形式应当稍稍落后于内容。实际上并非心心相印的人,倘若形影不离,难免会互相讨厌。 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它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这个距离意味着对于对方作为独立人格的尊重,包括尊重对方独处的权利。 这是一个孤独的人。有一天,世上许多孤独的人发现了他的孤独,于是争着要同他交朋友。他困惑了:他们因为我的孤独而深信我是他们的朋友,我有了这么多朋友,就不再孤独,如何还有资格做他们的朋友呢? 你们围着他,向他喝彩,他惶恐不安了。你们哪里知道他心中的自卑,他的成就只是做出来给自己看的,绝没有料到会惊动你们。 "假如把你放逐到火星上去,只有你一个人,水远不能再回地球接触人类,同时让你长生不老,那时你做什么?" 我相信,一颗优秀的灵魂,即使永远孤独,永远无人理解,也仍然能从自身的充实中得到一种满足,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自足的。但是,前提是人类和人类精神的存在,人类精神的基本价值得到肯定。唯有置身于人类中,你才能坚持对于人类精神价值的信念,从而有精神上的充实自足。优秀灵魂的自爱其实源于对人类精神的泛爱。如果与人类精神永远隔绝,譬如说沦入无人地带或哪怕是野蛮部落之中,永无生还的希望,思想和作品也水无传回人间的可能,那么,再优秀的灵魂恐伯也难以自足了。 真实是最难的,为了它,一个人也许不得不舍弃许多好东西:名誉,地位,财产,家庭。但真实又是最容易的,在世界上,唯有它,一个人只要愿意,总能得到和保持。 人不可能永远真实,也不可能永远虚假。许多真实中一点虚假,或许多虚假中一点真实,都是动人的。最令人厌倦的是一半对一半。 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有种种缺点,但决不肯承认自己虚伪,不真诚。承认自己不真诚,这本身需要极大的真诚。有时候一个人似乎敢承认自己不真诚了,但同时便从这承认中获得非常的满足,觉得自己在本质上是多么真诚,比别人都真诚:你们不敢承认,我承认了!于是,在承认的同时,也就一笔抹杀了自己的不真诚。归根到底还是不承认。对虚伪的承认本身仍然是一种虚伪。 真正打动人的感情总是朴实无华的,它不出声,不张扬,埋得很深。沉默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当一切喧嚣静息下来后,它仍然在工作着,穿透可见或不可见的间隔,直达人心的最深处。 纯洁做不到,退而求其次--真实。真实做不到,再退而求其次--糊涂。可是郑板桥说:难得糊涂。还是太纯洁了。 一个人为了实现自我,必须先在非我的世界里漫游一番。但是,有许多人就迷失在这漫游途中了,沾沾自喜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小小成功,不再想回到自我。成功使他们离他们的自我愈来愈远,终于成为随波逐流之辈。另有一类灵魂,时时为离家而不安,漫游愈久而思家愈切,唯有他们,无论成功失败,都能带着丰富的收获返回他们的自我。 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它是顽强的,任何权势不能把它压灭。可是,在日常的忙碌和喧闹中,它却会被冷落、遗忘,终于喑哑了。 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比真的演员还忙,退场的时间更少。例如,我整天坐在这桌子前,不停地写,为出版物写,按照编辑、读者的需要写。我暗暗怀着一个愿望,有一天能抽出空来,写我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写我心中的那个声音。可是,总抽不出时间。到真空下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写什么,我心中的那个声音沉寂了,不知去向了。 别老是想,总有一天会写的。自我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支使的侍从,你老是把它往后推,它不耐烦,一去不返了。 我要为自己定一个原则:每天夜晚,每个周末,每年年底,只属于我自己。在这些时间里,我不做任何履约交差的事情,而只读我自己想读的书,只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如果不想读不想写,我就什么也不做,宁肯闲着,也决不应付差事。差事是应付不完的,唯一的办法是人为地加以限制,确保自己的自由时间。 那个在无尽的道路上追求着的人迷惘了。那个在无路的荒原上寻觅着的人失落了。怪谁呢?谁叫他追求,谁叫他寻觅! 我们的内心经历往往是沉默的。讲自己不是一件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容易的事,它需要某种境遇和情绪的触发,一生难得有几回。那些喜欢讲自己的人多半是在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呢,我们无论讲什么,也总是在曲折地讲自己。 人不易摆脱角色。有时候,着意摆脱所习惯的角色,本身就是在不由自主地扮演另一种角色。反角色也是一种角色。 一种人不自觉地要显得真诚,以他的真诚去打动人并且打动自己。他自己果然被自己感动了。一种人故意地要显得狡猾,以他的狡猾去魅惑人并且魅惑自己。他自己果然怀疑起自己来了。 潇洒就是自然而不做作,不拘束。然而,在实际上,只要做作得自然,不露拘束的痕迹,往往也就被当成了潇洒。如今,潇洒成了一种时髦,活得潇洒成了一句口号。人们竞相做作出一种自然的姿态,恰好证明这是一个多么不自然的时代。 什么是虚假?虚假就是不真实,或者,故意真实。"我一定要真实!"--可是你已经在虚假了。什么是做作?做作就是不真诚,或者,故意真诚。"我一定要真诚!"--可是你已经在做作了。 对于有的人来说,真诚始终只是他所喜欢扮演的一种角色。他极其真诚地进入角色,以至于和角色打成一片,相信角色就是他的真我,不由自主地被自己如此真诚的表演所感动了。 如果真诚为一个人所固有,是出自他本性的行为方式,他就决不会动辄被自己的真诚所感动。犹如血型和呼吸,自己甚至不可觉察,谁会对自己的血型和呼吸顾影自怜呢?(写到这里,发现此喻不妥,因为自从《血型与性格》、《血型与爱情》一类小册子流行以来,果然有人对自己的血型顾影自怜了。姑妄喻之吧。) 由此我获得了-个鉴定真诚的可靠标准,就是看一个人是否被自己的真诚所感动。一感动,就难免包含演戏和做作的成分了。 真正有独特个性的人并不竭力显示自己的独特,他不怕自己显得与旁人一样。那些时时处处想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人,往往是一些虚荣心十足的平庸之辈。 文人最难戒的毛病是卖弄。说句公道话,文字本身就诱惑他们这样做。他们惯于用文字表达自己,而文字总是要给人看的,这就很容易使他们的表达变成一种表演,使他们的独白变成一种演讲。他们走近文字如同走近一扇面向公众的窗口,不由自主地要摆好姿势。有时候他们拉上窗帘,但故意让屋里的灯亮着,以便把他们的孤独、忧伤、痛苦等等适当地投在窗帘上,形成一幅优美的剪影。即使他们力戒卖弄,决心真实,也不能担保这诉诸文字的真实不是又一种卖弄。 这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作者,并且知道自己多愁善感,被自己的多愁善感所感动,于是愈发多愁善感了。他在想象中看到读者感动的眼泪,自己禁不住也流下感动的眼泪,泪眼朦胧地在稿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有做作的初学者,他其实还是不失真实的本性,仅仅在模仿做作。到了做作而不自知是做作,自己也动了真情的时候,做作便成了本性,这是做作的大师。 真诚者的灵魂往往分裂成一个法官和一个罪犯。当法官和罪犯达成和解时,真诚者的灵魂便得救了。做作者的灵魂往往分裂成一个戏子和一个观众。当戏子和观众彼此厌倦时,做作者的灵魂便得救了。 角色在何处结束,真实的自我在何处开始,这界限常常是模糊的。有些角色仅是服饰,有些角色却已经和我们的躯体生长在一起,如果把它们一层层剥去,其结果比剥葱头好不了多少。 演员尚有卸妆的时候,我们生生死死都离不开社会的舞台。在他人目光的注视下,甚至隐居和自杀都可以是在扮演一种角色。 在精神领域的追求中,不必说世俗的成功,社会和历史所承认的成功,即便是精神追求本身的成功,也不是主要的目标。在这里,目标即寓于过程之中,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本身成了生存方式,这种追求愈执著,就愈是超越于所谓成败。一个默默无闻的贤哲也许更是贤哲,一个身败名裂的圣徒也许更是圣徒。如果一定要论成败,一个伟大的失败者岂不比一个渺小的成功者更有权被视为成功者? 新鲜的感受有活泼的生命,硬要把它钉在体系的框架上,只成了死去的标本。深刻的哲理有含蓄之美,硬要把它溶解和稀释在长篇大论中,只剩下了一杯白开水。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古老的哲学作品都是格言体或诗歌体的。从什么时候起,哲学板起了论文的刻板面孔?古希腊有隐逸哲人,有逍遥学派、花园学派,哲学家们在户外、在大自然中思考宇宙和人生。我猜想,哲学完全学院化、体系化是中世纪神学兴起以后的事情,随着哲学所追问的那个"绝对"化身为上帝被关进教堂的四壁,哲学家们也就作为上帝的仆人被关进了学院的四壁,专事构造体系以论证上帝的权威。上帝死了,但仆人积习难改,总要论证点什么。 我偏爱那些用随笔、格言、手记等散文形式写作的哲学家,我喜欢倘样在哲学的散文天地里。这里较少独断的论证和说教,有更多的质朴和自然,更多的直觉和洞见。这里没有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用不着为了体系的需要而拉长或截短活的感觉和思想。 如果说体系巨构犹如巍峨的哥特式教堂或现代摩天大楼,那么,好的哲理散文就像一片清新的原野,当我从前者步入后者时,顿觉精神爽朗,新鲜空气扑鼻而来。 我工作了一整天。我的工作是研究哲学,也就是说,对别人的思想进行搜集、整理、分析、评论,写出合乎规范的"论文"。现在我累了,我决定把夜晚留给自己,轻松地休息一下。于是,我翻开了蒙田的随笔,读上几页,或者翻开我的小本子,写下自己的随感。这当然不算研究哲学,可是我觉得自己比白天研究哲学时更是个哲学家了…… 我于哲学一直是个闲人游客,凡见挂有"闲人莫入"、"游客止步"招牌的严肃去处,便知趣地规避。我怕那里面的气氛对我的健康和我的哲学均为不利。 有的人惯于从一小点感受演绎出一大篇玄妙的哲理。可惜的是,在这座他自己营造的哲学迷宫里,他自己也常常迷路,找不到充当他的向导的那一小点感受了。 新的哲学理论层出不穷。在我看来,其中只有很少的哲学,多半是学术。随着文明的进化,学术愈来愈复杂了,而哲学永远是单纯的。 我深信哲学家与艺术家是相通的。诗人的心灵,哲学家的头脑,这两样东西难道能够分开吗?对人生的强烈感受难道不是必然会导致对人生秘密的探索吗?艺术难道不就是对人生之谜的解答吗?艺术家和哲学家是气质相似的人,他们都是不实际、不世故的,进入他们视野的是人生和宇宙的大问题。 艺术与性,哲学与死,均有不解之缘。艺术用审美净化性的烦恼,哲学用智慧净化死的恐惧。但是,性的癫狂一方面给人以个体解体即死的体验,另一方面又是种族生命延续即抗拒死的唯一手段。所以,性兼是死和死的拯救。那么,艺术是否也兼是哲学和哲学的拯救呢? 14当一颗敏感的心灵被根本性的疑问刺伤,因而寻求治疗的时候,它就会走向哲学。有一种不寻常的激情非人类脆弱的心灵所堪忍受,哲学是对这种激情的治疗。但是,治疗并非熄灭激情,使心灵归于冷漠麻痹。诗宣泄激情,哲学则把激情转向深沉的思考。 一个小女孩坐在洒满阳光的台阶上,眯缝着眼睛,一个朦胧的疑问在她的小脑瓜里盘旋:"我怎么会到这世界上来的?"我悄悄走过她的身旁,回到屋里,把所有的哲学书籍都藏了起来。 福克纳在加缪猝死那一年写道:加缪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探究唯有上帝才能解答的问题上了。其实,哲学家和诗人都是这样,致力于解开水无答案的人生之谜,因而都是不明智的。也许,对人来说,智慧的极限就在于认清人生之谜的无解,因而满足于像美国作家门肯那样宣布:''我对人生的全部了解仅在于活着总是非常有趣的。" 凡是有良好的哲学悟性的人,必定有过对于死亡的隐秘体验和痛苦觉悟。这种体悟实质上是一切形而上思考的源头,不从这源头流出的思考就决非真正形而上的。因此,差不多可以把对死亡的体悟看作衡量一个人的哲学悟性的标志。有的人很聪明,很有理解力,甚至也很真诚,但没有对死亡的体悟,你就很难和他作深入的哲学对话。 人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实,哲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决非这样简单。有时候,哲学恰好是非时代(永恒)、反时代(批判)的,它立足于永恒之根本,批判时代舍本求末的迷途倾向。 哲学不是公共事业,而是属于私人灵魂的事情。任何一种哲学的核心都是非政治的,政治色彩仅是附着物。绝对,终极,永恒,--怎么能是政治的呢? 哲学是一个产妇,从她腹中孕育出了一门门具体科学。哲学的每一次分娩都好像要宣告自己的末日,但哲学是永存的,这位多产的母亲一次次把自己的子女打发走,仿佛只是为了不受他们的搅扰,可以在宁静的独处中悠然思念自己的永恒情人--智慧。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哲学家从来就有"仁者"和"智者"两类,所以他们所"见"出的哲学也从来就有唯"仁"(人本主义)和唯"智"(科学主义)两派。既然人性不能一律,为什么哲学倾向就非要一律呢?我主张哲学上的宽容。但宽容是承认对方的生存权利,而不是合流。 对哲学的相反理解:一种人把哲学看作广义逻辑学,其对象是思维;另一种人把哲学看作广义美学,其对象是心灵的体验。不断有人试图把这两种理解揉在一起,但结果总是不成功。 理性强的人研究自然,追求真,做科学家。意志强的人研究社会,追求善,做政治家。情感强的人研究人,追求美,做艺术家。哲学家无非也分成这三类,何尝有纯粹的哲学家? 有艺术家,也有哲学家。有艺匠,却没有哲学匠。演奏、绘画如果够不上是艺术,至少还是手艺,哲学如果够不上是哲学,就什么也不是了。才能平庸的人靠演奏、绘画糊口,还不失为自食其力,靠哲学谋生却完全是一种寄生。 所谓哲学家包括四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政客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谋权的手段,庸人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饭碗,学者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纯学术,真正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生命。但是,真有政客型或庸人型的哲学家吗?圆的方! 可怜那些毫无哲学素养的人,一旦陷入哲学的泥坑,便无力自拔,只好在坑里搅动泥水,以证明他们也在从事哲学。 可是,倘若有人因此决心献身哲学,却是一种误会。这就好比病人因为患病,便自以为获得了当医生的资格一样。何况吃哲学饭其实与灵魂毫不相干,不过是社会上说空话最多挣钱最少的一种行当罢了。 有一种人,善于接近名人而不善于接近思想,其从事哲学的方式是结交哲学界名流,成果便是一串煌赫的名字。我不禁想:就算这些名人并非徒有其名,他们的哲学难道和伤寒一样也会传染吗? 常有人问:中国能不能出大哲学家?我想,中国现在尤其需要的是不受传统、习俗、舆论、教条束缚的自由灵魂,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真诚的探索者,出不出大哲学家倒在其次。 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流行也许比理性主义更严重地败坏了人的非理性。在理性主义时代,人的直觉、本能、情绪、体验不受重视,但也未受侵犯。这是一片原始森林,保持着非理性的自然面貌。自从非理性主义哲学兴起,哲学家们成群结队地闯入这个领域,没完没了地进行分析、解剖、砍伐,使非理性的感受丧失了其个人当下的独特性和生命的原始性,被符号化了,即理性化了。试问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哲学气十足的诗、小说、剧本、绘画、音乐?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人们知道些什么?一些人在糊里糊涂地受影响,另一些人又糊里糊涂地去批判,真是一笔糊涂帐。所以,的确应该加以引导一一不但对青年学生,而且对青年导师。其实,现代西方的大思想家恰恰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严肃批判者,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反省表明:"全盘西化"是不足取的。因此,大可不必对现代西方思潮的引进感到神经紧张。 做哲学家和读哲学系完全是两回事。哲学本质上只能自学,哲学家必定是自学成才的。如果说有老师,也仅是历史上的大哲人,他直接师事他们,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哲学系的学生中,有此自学能力的不足什一。 个人思维犹如人类思维一样,走着从混沌(感性)到分化(知性)到整合(理性)的路。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走到底的。有的人终生停留在第一阶段,其低能者成为可笑的老孩子,才高者成为艺术家。多数人在第二阶段止步,视其才能的高低而成为一知半解者或科学家。达到第三阶段的必是哲学家。 哲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都有自己的行话。有时候,不同的行话说着同一个意思。有时候,同一种行话说着不同的意思。 每个人都有那种奇妙的瞬时的感觉,可是大部分人抓不住,日常琐屑生活的潮流把他们冲向前去了,他们来不及、顾不上去回味和体验。有些人抓住了,但不能赋予形式,表达不出来。只有少数人既能抓住,又能赋予形式。人的感受性是天生的,因而也是容易的。最困难的是赋予自己的感受以适当的形式。天才与-般聪明人的区别就在于此。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人有很好的感受性,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世界文化宝库提供了自己的东西。 质朴是大师的品格,它既体现在日常举止中,也体现在作品中。这是一种丰富的简洁,深刻的平淡,自信的谦虚,知道自己无需矫饰。相反,那些贫乏浅薄之辈却总是在言谈和作品中露出浮夸高深狂妄之态,因为不如此他们就无法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也是所谓艺术家。 5把简单的事情说得玄妙复杂,或把复杂的东西说得简单明白,都是不寻常的本领。前者靠联想和推理,后者靠直觉和洞察。前者非聪明人不能为,能为后者的人则不但要聪明,而且要诚实。 托尔斯泰的伟大在于他那种异乎寻常的质朴和真实。与他相比,许多作家都太知识分子气了,哪怕写起平民来也是满口知识分子语言。托氏相反,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说的仍然是普通的语言,日常生活的语言。事实上,人们历来用生活语言说话,用书本语言写书,已沿成习惯。用书本语言说话和用生活语言写书都是难事,前者非不可救药的书呆子不能为,后者非不可企及的大师不能为。 文字平易难,独特也难,最难的是平易中见出独特,通篇寻常句子,读来偏是与众不同。如此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独特,方可称作风格。 刻意求来的独特是平庸的另一副面孔,你会发现,它其实在偷偷地模仿,而它本身也是很容易被模仿和复制的。真正的独特是不可模仿的。它看不见,摸不着,而你却感觉到它无处不在。它不是某些精心做出的姿态,而是贯穿作者全部作品的灵魂。这便是我所理解的风格。 好艺术家像好女人好男人一样,总那么纯,这是一种成熟的单纯,一种有深度有力度的单纯。他们能够不断地丰富自己,却又不为时代的五光十色所侵染,不为成败所动摇,耐得寂寞,也耐得喧嚣,始终保持本色。 艺术家所可追求的,无非生前的成功、死后的名声、创作的快乐三者。世事若转蓬,生前的成功究系偶然。人死万事空,死后的名声亦属无谓。唯有创作的快乐最实在,最可把握。艺术家是及时行乐之徒,他的乐便是创作的快乐,仅此一项已足以使他淡然于生前的成功和身后的名声了。 如今梵高的一幅画的拍卖价高达数百万甚至数干万美元了,他在世时的全部生活费用还够不上做这个数字的一个小零头。 也许新鲜感大多凭借遗忘。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所有感觉都琢磨透并且牢记在心,不久之后他就会发现世上没有新鲜东西了。 艺术家常常是不爱交际的,他太专注于内心了。在一般社交场合,他可能显得沉默寡言,心不在焉,因而在俗人眼中不是个有趣的人物。但不少人却把社交场合的活跃和有趣看作艺术气质的标志。 所谓艺术气质,其实包括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诗人气质,往往是忧郁型的。另一种是演员气质,往往是奔放型的。前者创造,后者摹仿。这里指的不是职业。事实上,有的诗人是演员气质的,他在摹仿;有的演员是诗人气质的,他在创造。 18叔本华说,艺术是人生的麻醉剂。尼采说,艺术是人生的兴奋剂。其实还不是一回事?酒既是麻醉剂,又是兴奋剂。艺术就是人生的酒。至于它哪种作用更显著,则是因人而异的,就像不同体质的人对酒有不同的反应一样。 文学是人生感受的表达和人生画面的描绘,哲学是人生根本问题的体悟和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与哲学是息息相通的,一个好的文学家不能没有哲学的素养。但是,当今文学界的时髦做法是搬弄哲学上的新概念、新术语,并且自以为这便是在追求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哲学深度,此时此刻,我不禁要说:没有比伪哲学、坏哲学更加败坏文学的了。 当今批评界的时髦是沤制概念垃圾,然后一古脑儿倾倒在落入其视野的作品上。这班既不懂哲学又不懂艺术的低能儿,他们唯一的生存策略是在哲学家面前故作放诞,渲染假艺术的气质,在艺术家面前故作高深,玩弄伪哲学的术语。 我把散文划分为艺术品和工艺品两类。在旅游地区,常有小摊贩出售干篇一律的劣质工艺品。在游记文学中亦然。 在西方,现代艺术(诗、画、音乐)的大师,往往一度曾是古典艺术的高手。可是据说在我们这里有许多天生的现代派。 有时候,艺术创作中的败笔反能提供一个契机,启示新的发现,发展出一种新的风格或流派来。有意写实,结果失败了,然而谁知道失实之处会不会是一种成功的变形呢? 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艺术始终是目的本身,而爱情在客观上只成了手段。可是,当他堕入情网、身历其境时,他所爱的对象就是目的,艺术反倒好像成了手段。他歌唱,写作,把作品呈献给心中的偶像。直到爱情消逝了,他的作品的真正价值才得以确立。 如果我是女人,我将乐意与艺术家交朋友,听他谈作品,发牢骚,讲疯话。但我决不嫁给他。读艺术家的作品是享受,和艺术家一起生活却是苦难。艺术家的爱情大多以不幸结束,责任决不在女人。他心中有地狱,没有人能够引他进入天堂。 女人推进艺术,未必要靠亲自创作。世上有一些艺术直觉极敏锐的奇女子,她们像星星一样闪烁在艺术大师的天空中。我想起了歌德和贝多芬的贝蒂娜,瓦格纳和罗曼?罗兰的梅森葆夫人,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莎乐美,柴柯夫斯基的梅克夫人。 当黑格尔称现代为"散文味的时代"时,他是把"散文"当作贬义词的。但是,这未必公正。散文的心境是一种孤寂、宁静、闲适的心境,有足够的光阴去回忆和谐想。好的散文总是散发出懒洋洋的气息。在我看来,独卧冬日向阳的山坡,或与好友炉边夜话,都是最适宜于散文诞生的情境。现代人却活得过于匆忙了,所以,现代缺乏好的散文。 诗的使命是唤醒感觉,复活语言。内感觉的唤醒即捕捉情绪,外感觉的唤醒即捕捉意象。复活语言,就是使寻常的词在一种全新的组合中产生不寻常的魅力。 为什么要把情绪翻译成意象呢?情绪本身缺乏语言,直接表述情绪的词都过于一般化或极端化,抹杀了其中丰富的细微差别。直抒情绪的诗,听起来不是空泛,就是浮夸。语言表达意象的可能性却要宽广得多。因此,诗人就通过设计一个独特的意象,来间接地再现和唤起一个独特的情绪。 诗的材料(词)和哲学的材料(范畴)都基本上是现成的。在诗中,借词的新的组合表达出对世界的一种新的感觉,在哲学中,借范畴的新的组合表达出对本体(道、绝对、终极价值)的一种新的领悟,都可算作创造了。 哲学和诗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神话是永恒的化身,她死了,留下了一双儿女。直到今天,哲学一醒来就谈论死去的母亲,诗一睡着就梦见死去的母亲。 神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梦,诗是人类青年时代的梦。可是,对于个体来说,事情似乎倒了过来:诗是青年人的梦,神是老年人的梦。 哲学是男性的,诗是女性的,二者不可分离。没有诗,哲学就只会结结巴巴发空论,成为鳖脚的清谈家。没有哲学,诗就只会絮絮叨叨拉家常,成为浅薄的碎嘴婆。诗必须有哲学的深度。注意,是深度,而不是表相和姿态。我们爱善解男人心意的女子,可是谁爱一副男人相的女人呢? 诗人用语言锁住企图逃逸的感觉,又在语言中寻找已经逃逸的感觉。他敲击每一块熟悉的语词的化石,倾听远古时代的陌生的回声。 音乐用天国的语言叙说天国的事情,诗用人间的语言叙说天国的事情。诗人痛苦了,因为俗人根据人间的事情来理解人间的语言,总是误解了诗人。音乐家可以免于此患,,反正俗人听不懂天国的语言。 诗的最大优点是凝练。它舍弃了一切过渡。它断裂,浓缩,结晶,在太阳下闪烁奇异的光。你给它不同的光源,它就闪射不同的光彩。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不同的光源。 现在有些青年诗人的诗越写越复杂了,写诗时思维喧宾夺主,挤掉了感觉。也许原本就没有感觉。其末流只是在玩文字游戏,而且玩得不高明,游戏得无趣味。 健全的直觉是从事一切艺术活动的先决条件。在不同的人身上,它可以催放不同的艺术花朵,但也可能毫无结果。一个诗人除了这种直觉外,还必须具备对于语言本身的特殊兴趣,迷于搭配词句的游戏,否则决不能成为诗人。 我觉得长诗是一个误会。诗要捕捉的是活的感觉,而活的感觉总是很短的,稍纵即逝的,一长,难免用思想取代、冲淡这一点感觉。 一首好诗写出来之前,往往会有一种焦虑不安的感觉,似乎知道已经有某种东西产生了,存在了,必须立即把它找到,抓住,否则就会永远消失。甚至有一种信念:连词句也已经存在于某个地方,那是独一无二、非此不可的词句,它躲藏着,问题是要把它找出来。最贴切的词句是找出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你一再尝试,配上不同的词眼,还是觉得不对劲。突然,你欣喜若狂了,一个准确无误的声音在你心里喊道:"对,这就是我要找的!" 19诗是找回那看世界的第一瞥。诗解除了因熟视无睹而产生的惰性,使平凡的事物回复到它新奇的初生状态。 人的感觉和情绪原本就朦胧,清晰是逻辑化、简化的产物。诗正是要从逻辑的解剖刀下抢救活生生的感觉和情绪,还它们一个本来面貌。 当然,朦胧不是刻意追求晦涩。朦胧是再现真实的感受,晦涩是制造虚假的感觉。刻意追求晦涩的诗人往往并无真情实感,故意用非逻辑化的杂乱掩盖他的感觉的贫乏。他的真正家底不是感觉,而是概念,所以晦涩只是化了装的清晰。 诗不得不朦胧。诗通过词的搭配表达感觉,活的感觉都是一次性的,原则上不可复制,诗勉为其难,只好通过词的异乎寻常的搭配,借多义性暗示、包容这独一无二的感觉,借朦胧求准确。为了使不确定者(感觉)确定,只好使确定者(词)不确定。 拂晓和黄昏,光与影的巧妙配合,显示出色彩无穷无尽的细微差别。朦胧是美的。可是,有人竟向大自然发号施令,不准朦胧,非要把一切景物放在正午的烈日下暴晒,让它们轮廓分明,只许保留黑白两色。 我相信新诗潮在文学史上会留下重要的一页。但是,真正留得下来的还是那些朴实的诗。诗贵朴实。许多新诗人的最大毛病是不朴实,他们在卖弄和显示,而不是在流露,想用标新立异的姿势、眼神、语调引人注意,这是小家子相。有大家风度的诗人即使写朦胧诗也可以写得很真,很朴实。 有一天,毫无诗意的干燥的晴空倾倒下阵雨一般的无数诗人。我不知道写诗有什么诀窍。也许,最好的诀窍就是,不要以为你是个诗人。 诗人的灵感多半得自女人,可是懂他的作品的往往是男人。诗人寻求什么?一个偶像,一个幻影,一个可以把内心的美感凝聚起来的光斑。碰巧这个偶像活起来,能够发出呼应,领会并且喜欢他的诗,这就是天赐的际遇了。 你为了表达情绪而写诗,后来就为了写诗而寻找情绪,制造情绪。你整天生活在情绪中,离开情绪就活不了。小心,别宠坏了你的情绪,别让情绪宠坏了你。 看了我的诗,你就了解我了吗?我的诗都那样忧郁,我就是一个忧郁的人了吗?在快乐的时候,我是不写诗的,你永远不能知道我的快乐有多么疯狂! 当我从别人的诗中发现一个我熟悉的但没有捕捉到的感觉或意象时,我嫉妒了--我失落了的,却被别人捕捉住了,就像垂钓时从我的钓钩上逃脱的鱼被别人钓到手了一样。 美是骚动不安的,艺术家却要使它静止。美是稍纵即逝的,艺术家却要使它永存。艺术家负有悲剧性的使命: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 艺术家最易受美的诱惑,有最强烈的占有美的欲望。但美是占有不了的,因为占有就意味着美感的丧失。艺术家被这种无法满足的欲望逼到绝路,才走向艺术,以象征的方式来占有美。他是被逼上象牙塔的。 美的力量是可以致人死命的。美那样脆弱,那样稍纵即逝,可是它却能令人迷乱癫狂,赴汤蹈火,轻抛生命。在美面前,谁不想纵身一跳,与它合为一体,淹死在其中!天知道人的这种不可理喻的天性是从何而来的! 然而,做一个艺术家,却不能丢魂失魄地做美的奴隶,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地对美旁观,他要驾驭美,赋予美以形式,形式是他的牛轭,他借此成为美的主人。 尽管美感的根源深植于性欲之中,可是当少年人的性欲刚刚来潮之时,他又会惊慌地预感到这股失去控制的兽性力量破坏了美感,因而出现性亢奋与性反感交错的心理。对性欲的某种程度的压抑不仅是伦理的需要,也是审美的需要。美感产生于性与性压抑之间的平衡。 审美与功利的对立是一个经验的事实。凡是审美力锐利的人,对功利比较糊涂,而利欲熏心的人则对美不甚留意。有艺术气质的人在社会阅历方面大多处在不成熟的童稚状态。硬要挖掘审美与功利的历史渊源关系是说明不了什么的。在太初混沌状态,在人类起源时代,何止审美,一切的一切都浑为一体。劳动创造了人,于是也创造了人的一切,于是用劳动来说明一切,这种逻辑固然彻底,却未免太简单了一些。 从宇宙的角度看,美和道德都是没有根据的。宇宙既不爱惜美,也不讲求道德。美是人的心灵的一个幻影,道德是人的生存的一个工具。人是注定要靠药物来维持生命的一种生物,而美就是兴奋剂,道德就是镇静剂。 道德不仅为社会所需要,而且为人生所需要。如果人要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一个稳固的支点,就决不能寄希望于美。美是一片浮云,道德却在实践上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稳定的依赖关系.在心理上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自信心。 我喜欢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它使你感到,一方面,幻想毫无价值,美毫无价值,一个幻想家总是实际生活的失败者,一个美的追求者总是处处碰壁的倒霉鬼;另一方面,对天边外的秘密的幻想,对美的幢憬,仍然是人生的最高价值,那种在实际生活中即使一败涂地还始终如一地保持幻想和懂憬的人,才是真正的幸运儿。 这个世界被孩子的好奇的眼光照耀得色彩绚丽,却在成人洞察一切的眼睛注视下苍白失色了。唉,孩子的目光,这看世界的第一瞥,当我们拥有它时,我们不知这是幸福,当我们悟到这是幸福时,我们已经永远失去它了。 一个漂亮女人能够引起我的赞赏,却不能使我迷恋。使我迷恋的是那种有灵性的美,那种与一切美的事物发生内在感应的美。在具有这种美的特质的女人身上,你不仅感受到她本身的美,而且通过她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艺术的美,生活的美。因为这一切美都被她心领神会,并且在她的气质、神态、言语、动作中奇妙地表现出来了。她以她自身的存在增加了你眼中那个世界的美,同时又以她的体验强化了你对你眼中那个世界的美的体验。不,这么说还有点不够。事实上,当你那样微妙地对美发生共鸣时,你从她的神采中看到的恰恰是你对美的全部体验,而你本来是看不到、甚至把握不住你的体验的。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呵,无意识的、因为难以捕捉和无法表达而令人苦恼的美感,她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她有灵性的肉体,用眼睛、表情、动作等等(这一切你都看得见)替你表达出来了。这就是魅力的秘密。 罂粟花,邪恶的光泽。恶赋予美以魅力,光泽赋予色彩以魅力。相形之下,只有色彩没有光泽的牡丹显得多么平庸。 在人的本能中,既有爱美、占有美的冲动,又有亵渎美、毁坏美的冲动。后一种冲动,也许是因为美无法真正占有而产生的一种绝望,也许是因为美使人丧失理智而产生的一种怨恨。 女人身上兼有这两种美。所以,男人在女人怀里癫狂,又在女人怀里得到安息。女人作为母亲,最接近大自然。大自然的美总是纯净的。 一个爱美的民族总是有希望的,它不会长久忍受丑陋的现实。最可悲的是整个民族对美和丑麻木不仁,置身于这样民族中的个别爱美的灵魂岂能不被绝望所折磨? 许多哲人都预言会有一个审美的时代。我也盼望这样的时代到来,但又想:也许,美永远属于少数人,时代永远属于公众,在任何时代,多数人总是讲究实际的。 有不同的丑。有的丑是生命力的衰竭,有的丑是生命力的扭曲。前者令人厌恶,后者却能引起一种病态的美感。现代艺术所表现的丑多属后者。 生命是短暂的。可是,在短暂的一生中,有许多时间你还得忍,忍着它们慢慢地流过去,直到终于又有事件之石激起生命的浪花。 人永远是孩子,谁也长不大,有的保留着孩子的心灵,有的保留着孩子的脑筋。谁也不相信自己明天会死,人生的路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到头来不是老天真,就是老糊涂。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人生,她是一个对我们从一而终的女子。我们不妨尽自己的力量引导她,充实她,但是,不管她终于成个什么样子,我们好歹得爱她。 可是,尽管如此,你还是想跳,哪怕明知道另一个更深的陷阱在等着你。最不能忍受的是永远呆在同一个陷阱里。也许,自由就寓于跳的过程中。 人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但这历史缺乏细心的读者。我们没有工夫读自己的历史,即使读,也是读得何其草率。 对于人生,我们无法想得太多太远。那越过界限的思绪终于惘然不知所之,不得不收回来,满足于知道自己此刻还活着,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时光作些实际的安排。 历史是无情的,数十年转了个小小的弯子,却改变了个人的一生。历史可以重新纳入轨道,人生却不可能从头开始了。所谓历史的悲剧,牺牲掉的是无数活生生的个人。 在人生的某个时期,行动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一心打破现状,改变生活,增加体验,往往并不顾忌后果是正是负,只要绝对数字大就行。 在有些人眼里,人生是一碟乏味的菜,为了咽下这碟菜,少不了种种作料,种种刺激。他们的日子过得真热闹。 假如海洋上那一个个旋生旋灭的泡沫有了意识,它们一定会用幻想的彩虹映照自己,给自己涂上绚丽的颜色,它们一定会把自己的进裂想象成一种悲壮的牺牲,觉得自己是悲剧中的英雄。我赞美这些美丽而崇高的泡沫。 梦是虚幻的,但虚幻的梦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完全真实的。弗洛伊德业已证明了这一点。美、艺术、爱情、自由、理想、真理,都是人生的大梦。如果没有这一切梦,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最凄凉的不是失败者的哀鸣,而是成功者的悲叹。在失败者心目中,人间尚有值得追求的东西:成功。但获得成功仍然悲观的人,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他已经无可追求。失败者仅仅悲叹自己的身世;成功者若悲叹,必是悲叹整个人生。 在社交场合我轻易不谈人生。只要一听到那些空洞的感叹,我就立即闭口。试想,朋友们一边啃着鸡腿,一边谈论人生的虚无,有多么可笑。越是严肃的思想,深沉的情感,就越是难于诉诸语言。大音稀声。这里甚至有一种神圣的羞怯,使得一个人难于启齿说出自己最隐秘的思绪,因为它是在默默中受孕的,从来不为人所知,于是便像要当众展示私生子一样的难堪。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重感情就难免会软弱,求完美就难免有遗憾。也许,宽容自己这一点软弱,我们就能坚持;接受人生这一点遗憾,我们就能平静。 人生没有一个终极背景,这一点既决定了人生的荒谬性,又决定了人的自由。犹如做梦,在梦中一切都是荒谬的,一切又都可以随心所欲。当然,只有知道自己是在做梦的人才能够随心所欲。但在梦中知道自己是在做梦的人太少了。所以,一般人既不感到人生是荒谬的,也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就后者来说,他们是不幸的。就前者来说,他们又是幸运的。 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要依恋另一个生命,相依为命,结伴而行。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不属于另一个生命,像一阵风,无牵无挂。 人生要有绝对意义,就必须有神,因为神就是绝对的同义词。但是,必须有,就真有吗?人生的悲剧岂不正在于永远寻找、又永远找不到那必须有的东西? 我不相信一切所谓人生导师。在这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上,谁敢说自己已经贯通一切歧路和绝境,因而不再困惑,也不再需要寻找了? 在这世界上,谁真正严肃地生活着?难道是那些从不反省人生的浅薄之辈,哪怕他们像钟表一样循规蹈矩,像石像一样不苟言笑,哪怕他们是良民、忠臣、孝子、好丈夫、好父亲? 狂妄的人自称命运的主人,谦卑的人甘为命运的奴隶。除此之外还有-种人.他照看命运,但不强求,接受命运,但不卑怯。走运时,他会抑揄自己的好运。倒运时,他又会调侃自己的厄运。他不低估命运的力量,也不高估命运的价值。他只是做命运的朋友罢了。 习惯的定义:人被环境同化,与环境生长在一起,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所谓环境,包括你所熟悉的地方、人、事业。在此状态下,生命之流失去落差,渐趋平缓,终成死水一潭。 人一生中应当有意识地变换环境。能否从零开始,重新开创一种生活,这是测量一个人心灵是否年轻的可靠尺度。 幸福喜欢捉迷藏。我们年轻时,它躲藏在未来,引诱我们前去寻找它。曾几何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把它错过,于是回过头来,又在记忆中寻找它。 聪明人嘲笑幸福是一个梦,傻瓜到梦中去找幸福,两者都不承认现实中有幸福。看来,一个人要获得实在的幸福,就必须既不太聪明,也不太傻。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和傻之间的状态叫做生活的智慧。 幸福是一个心思诡谲的女神,但她的眼光并不势利。权力能支配一切,却支配不了命运。金钱能买来一切,却买不来幸福。 逝去的感情事件,无论痛苦还是欢乐,无论它们一度如何使我们激动不宁,隔开久远的时间再看,都是美丽的。我们还会发现,痛苦和欢乐的差别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大。欢乐的回忆夹着忧伤,痛苦的追念掺着甜蜜,两者又都同样令人惆怅。 对于一个视人生感受为最宝贵财富的人来说,欢乐和痛苦都是收入,他的帐本上没有支出。这种人尽管敏感,却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在他眼里,现实生活中的祸福得失已经降为次要的东西,命运的打击因心灵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输掉的,却在他描写赌徒心理的小说中极其辉煌地赢了回来。 只要生存本能犹在,人在任何处境中都能为自己编织希望,哪怕是极可怜的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终身苦役犯,服刑初期被用铁链拴在墙上,可他们照样有他们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别的苦役犯一样,被允许离开这堵墙,戴着脚镣走动。如果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去。即使是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们的彻底也仅是理论上的,在现实生活中,生存本能仍然驱使他们不断受小小的希望鼓舞,从而能忍受这遭到他们否定的人生。 世人把人生的归宿安排在晚年,竟然把安度晚年看作一种幸福。一本即将焚毁的书,何必去操心它有没有一张光滑的封底呢? 痛苦使人深刻,但是,如果生活中没有欢乐,深刻就容易走向冷酷。未经欢乐滋润的心灵太硬,它缺乏爱和宽容。 请不要责备"好了伤疤忘了疼"。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自卫本能,人如何还能正常地生活,世上还怎会有健康、勇敢和幸福? 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过多少伤疤,如果一一记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人类是在忘却中前进的。 人生的重大苦难都起于关系。对付它的方法之一便是有意识地置身在关系之外,和自己的遭遇拉开距离。例如,在失恋、亲人死亡或自己患了绝症时,就想-想恋爱关系、亲属关系乃至自己的生命的纯粹偶然性,于是获得一种类似解脱的心境。佛教的因缘说庶几近之, 然而,毕竟身在其中,不是想跳就能跳出来的。无我的空理易明,有情的尘缘难断。认识到因缘的偶然是-回事,真正看破因缘又是一回事。所以,佛教要建立一套烦琐复杂的戒律,借以把它的哲学观念转化为肉体本能。 对于人生的苦难,除了忍,别无他法。一切透彻的哲学解释不能改变任何-个确凿不移的灾难事实。例如面对死亡,最好的哲学解释也至多只能解除我们对于恐惧的恐惧,而不能解除恐惧本身,因为这后一层恐惧属于本能,我们只能带着它接受宿命。 人得救不是靠哲学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类和个人历尽劫难而免于毁灭。各种哲学和宗教的安慰也无非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自勉罢了。 我厌恶那种号称铁石心肠的强者,蔑视他们一路旗开得胜的骄横。只有以软弱的天性勇敢地承受着寻常苦难的人们,才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们不是英雄。做英雄是轻松的,因为他有净化和升华。做英雄又是沉重的,因为他要演戏。我们只是忍受着人间寻常苦难的普通人。 幸福的反面是灾祸,而非痛苦。痛苦中可以交织着幸福,但灾祸绝无幸福可言。另一方面,痛苦的解除未必就是幸福,也可能是无聊。可是,当我们从一个灾祸中脱身出来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幸福的了。 离一种灾祸愈远,我们愈觉得其可怕,不敢想象自己一旦身陷其中会怎么样。但是,当我们真的身陷其中时,犹如落入台风中心,反倒有了一种意外的平静。我们会发现,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是惊人的,几乎能够在任何境遇中活着,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适应的。 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的同情一开始可能相当活跃,但一旦痛苦持续下去,同情就会消退。我们在这方面的耐心远远不如对于别人的罪恶的耐心。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罪恶仿佛是命运,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痛苦却几乎是罪恶了。 我并非存心刻薄,而是想从中引出一个很实在的结论:当你遭受巨大痛苦时,你要自爱,懂得自己忍受,尽量不用你的痛苦去搅扰别人。 面对无可逃避的厄运和死亡,绝望的人在失去一切慰藉之后,总还有一个慰藉,便是在勇敢承受命运时的尊严感。由于降灾于我们的不是任何人间的势力,而是大自然本身,因此,在我们的勇敢中体现出的乃是人的最高尊严--人在神面前的尊严。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明白这一道理的人可谓已经得道,堪称智者了。多数人恰好相反,他们永远自诩在为有益之事,永远不知生之有涯。 你说,得活出个样儿来。我说,得活出个味儿来。名声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对人对己都不要衣帽取人。衣裳换来换去,我还是我。脱尽衣裳,男人和女人更本色。 "距离说"对艺术家和哲学家是同样适用的。理解与欣赏一样,必须同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然后才能观其大体。不在某种程度上超脱,就决不能对人生有深刻见解。 物质的、社会的、世俗的苦恼太多,人就无暇有存在的、哲学的、宗教的苦恼。日常生活中的琐屑限制太多,人就不易感觉到人生的大限制。我不知道这值得庆幸,还是值得哀怜。 人生了病,会变得更有人情味一些的。一方面,与种种事务疏远了,功名心淡漠了,纵然是迫不得已,毕竟有了一种闲适的心境。另一方面,病中寂寞,对亲友的思念更殷切了,对爱和友谊的体味更细腻了。疾病使人更轻功利也更重人情了。 "四十而不惑"新解。四十岁到了人生的中途,一个人开始实在地感觉到来日不多,意识到人生的大限了。"大限"意识足以使人解除诱惑,看淡-切荣辱是非得失,保持超然的宁静心境。 我们总是以为,已经到手的东西便是属于自己的,一旦失去,就觉得蒙受了损失。其实,一切皆变,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占有。得到了-切的人,死时又交出一切。不如在一生中不断地得而复失,习以为常,也许能更为从容地面对死亡。 我失去了的东西,不能再得到了。我还能得到一些东西,但迟早还会失去。我最后注定要无可挽救地失去我自己。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看重得与失呢?到手的一切,连同我的生命,我都可以拿它们来做试验,至多不过是早一点失去罢了。 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乎此的属于奢侈品。它们固然提供享受,但更强求服务,反而成了一种奴役。 一切外在的欠缺或损失,包括名誉、地位、财产等等,只要不影响基本生存,实质上都不应该带来痛苦。如果痛苦,只是因为你在乎,愈在乎就愈痛苦。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 守财奴的快乐并非来自财产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所有权。所有权带来的心理满足远远超过所有物本身提供的生理满足。一件一心盼望获得的东西,未必要真到手,哪怕它被放到月球上,只要宣布它属于我了,就会产生一种愚蠢的欢乐。 执著是惑,悲观何尝不是惑?因为看破红尘而绝望、厌世乃至轻生,骨子里还是太执著,看不破,把红尘看得太重。这就好像一个热恋者急忙逃离不爱他的心上人一样。真正的悟者则能够从看破红尘获得一种眼光和睿智,使他身在红尘也不被红尘所惑,入世仍保持着超脱的心境。假定他是那个热恋者,那么现在他已经从热恋中解脱出来,对于不爱他的心上人既非苦苦纠缠,亦非远远躲避,而是可以平静地和她见面了。 一个人热爱人生便不能不执著,洞察人生真相便不能不悲观,两者激烈冲突又达成和解的结果就是超脱。所以,超脱实质上是一种有悲观约束的执著,有执著约束的悲观。仔细分析起来,其中始终包含着悲观和执著两种因素,只是两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恰当的关系,不再趋于一端罢了。我不相信世上有一劳永逸彻悟人生的"无上觉者",如果有,他也业已涅成佛,不属于这个活人的世界了。 闲适和散漫都是从俗务中抽身出来的状态,心境却迥异。闲适者回到了自我,在自己的天地里流连徜徉,悠然自得,内心是宁静而澄澈的。散漫者找不到自我,只好依然在外物的世界里东抓西模,无所适从,内心是烦乱而浑浊的。 他们一窝蜂挤在那条路上,互相竞争、推攘、阻挡、践踏。前面有什么?不知道。既然大家都朝前赶,肯定错不了。 纷纷扰扰,全是身外事。我能够站在一定的距离外来看待我的遭遇了。我是我,遭遇是遭遇。惊浪拍岸,卷起干堆雪。可是,岸仍然是岸,它淡然观望着变幻不定的海洋。 进入历史?博物馆未免太拥挤了。我早已没有这样的奢望。二十三岁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还难免有少年人的自我夸张病,此后我愈来愈能如实地看待自己了。再说,能不能进入历史,这是后人用他们的眼光来判断的事情,与我完全无关,也用不着我来瞎操心。我只想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别无他求。 一天是很短的。早晨的计划,晚上发现只完成很小一部分。一生也是很短的。年轻时的心愿,年老时发现只实现很小一部分。 所以,不妨榨取每一天,但不要苛求绝无增援力量的一生。要记住:人一生能做的事情不多,无论做成几件,都是值得满意的。 幽默是智慧的表情,它教不会,学不了。有一本杂志声称它能教人幽默,从而轻松地生活。我不曾见过比这更缺乏幽默感的事情。 讽刺与幽默不同。讽刺是社会性的,幽默是哲学性的。讽刺人世,与被讽刺对象站在同一水准上,挥戈相向,以击伤对手为乐。幽默却源于精神上的巨大优势,居高临下,无意伤人,仅以内在的优越感自娱。讽刺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幽默则是对人性本身必不可免的弱点发出宽容的也是悲哀的微笑。 幽默与滑稽是两回事。幽默是智慧的闪光,能博聪明人一笑。滑稽是用愚笨可笑的举止逗庸人哈哈。但舞台上的滑稽与生活中的滑稽又有别:前者是故意的,自知可笑,偏要追求这可笑的效果;后者却是无意的,自以为严肃正经,因而更可笑--然而只有聪明人能察觉这可笑。所以,生活中的滑稽的看客仍是聪明人。当滑稽进入政治生活而影响千百万人的命运时,就变成可悲了。当然,同时还是可笑的。因此,受害者仍免不了作为看客而开颜一笑,倒也减轻了受害的痛苦。 幽默是对生活的一种哲学式态度,它要求与生活保持一个距离,暂时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发现和揶揄生活中的缺陷。毋宁说,人这时成了一个神,他通过对人生缺陷的戏侮而暂时摆脱了这缺陷。 有超脱才有幽默。在批评一个无能的政府时,聪明的政客至多能讽刺,老百姓却很善于幽默,因为前者觊觎着权力,后者则完全置身在权力斗争之外。 托尔斯泰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幽默。他能发现别人容易忽略的可笑现象,然后叙述出来。是的,他只是叙述,如实地叙述,决不描绘,决不眉飞色舞,决不做鬼脸。可是那力量却异常之大,这是真实的力量。 与过分玩世不恭的人打交道,和他没法谈任何-个严肃的问题,我会恼怒。不过,这并不可怕,我可以一走了之,反正他对我的拂袖而去也是满不在乎的。可怕的是与过分认真的人打交道,因为我无法摆脱他,和他甚至不能开-句善意的玩笑,他对玩笑同样也是认真对待,纠缠不休。当我不得不和这样的人耐心周旋时,我觉得自己是在被迫演戏,扮演-个和他同样认真的角色。小心谨慎地扮演一种认真,演这样的戏未免太沉重了。 自嘲就是居高临下地看待自己的弱点,从而加以宽容。自嘲把自嘲者和他的弱点分离开来了,这时他仿佛站到了神的地位上,俯视那个有弱点的凡胎肉身,用笑声表达自己凌驾其上的优越感。 自嘲使自嘲者居于自己之上,从而也居于自己的敌手之上,占据了一个优势的地位。自嘲使敌手的一切可能的嘲笑丧失了杀伤力。 傻瓜从不自嘲。聪明人嘲笑自己的失误。天才不仅嘲笑自己的失误,而且嘲笑自己的成功。看不出人间一切成功的可笑的人,终究还是站得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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