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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焦万尼·奥库特(GiovanniAucut,1320—1394)是英国武士约翰·霍克伍德在佛罗伦萨用的名字。此人曾参加英法战争,由英王受勋,后纠集队伍到意大利各国作为雇佣军,成为著名的“白衣连队”,参加多次战役,死于佛罗伦萨。在第二种情况下,亦即是当你对于现在交战的双方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不害怕的时候,你就必须更加审慎考虑你支持哪一方,因为你在利用他方的帮助把一方覆灭,——而他方假若是明智的话,是一定会拯救后者的。如果他得胜了,他就得听你的决定;而在你的帮助下,他是不可能不胜利的。在这里必须注意:象这一类的死亡,是他人下定决心蓄意造成的,任何人只要不怕死都能够加害于君主,因此君主不能避免这种死亡。但是君主可以用不着太害怕这种死亡,因为这样死去毕竟是极罕见的。他只需要留意不要严重地损害服侍他的人或者在他左右为国家辛劳的那些人,不要如同安托尼诺之所为——安托尼诺把一个“百人队”队长的兄弟凌辱备致地杀死了,以后每日还对这个“百人队”队长加以威胁,但是安托尼诺仍然继续让他担任自己的禁卫队长。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是一种冒失的作法,而且招致自身殒灭。澳门新葡亰手机版下载[6]“他们的生命短促”(labrevitàdellavitaloro)。事实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活了六十七岁,在位十三年(1471—1484),英诺森八世活了六十岁(1432—1492),在位八年(1484—1492);亚历山大六世活了七十二岁(1431—1503),在位十一年(1492—1503);朱利奥二世活了七十岁(1443—1513),在位十年(1503—1513)。据此,此处所称“生命短促”当指教皇在位期间而言。在1976年莱比锡版《君主论》(F.Blaschhke的德译本》及1965年美国杜克大学版《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集》中的《君主论》(A.Gilbert的英译本)均改译作“统治期间”(德文:“Herrschaftsdauer”和英文:“reign”)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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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那波利王国,十五世纪意大利半岛的五个主要国家之一,于1500年由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Ⅱ,1452—1515)同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缔结条约予以瓜分。1504年西班牙将法国势力从所占领的部分领土赶走,并将西西里兼并。[6]1502年10月9日在意大利佩鲁贾附近的小村庄马焦内那里举行会议。由奥尔西尼家族、波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族以及其他受到切萨雷·博尔贾的野心威胁的势力,结成了反博尔贾联盟。当一位君主是一个人的真正朋友或者是一个人的真正敌人时,就是说,如果他公开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赞助某方而反对另一方的话,这位君主也会受到尊重。他采取这种方法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用处。因为如果你的两个强大的邻国相打起来的话,情况必定是这样:它们当中一国战胜的时候,你必须害怕这个战胜国,或者你不用害怕它。在这两种情况之中,无论将来出现哪一种情况,你公开表态并且勇猛地参战总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在前一种情况之下,你不公开表态,你将来总要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而使那个战败者因而感到高兴和满意,而且你还提不出任何理由和任何事情为你辩护,或者使人庇护你,因为胜利者不需要在处于逆境时不援助自己的可疑的朋友;那个失败者也不会庇护你,因为你过去不愿拿起武器同他共命运。澳门新葡亰手机版下载[2]此处译文根据M.Casella和M.Bonfantini等校订本;但G.Mazzoni校订本作“(他们)不是小心谨慎”,与此不同。

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但是,如果他们的能力有所不及,却千方百计硬是要这样干的话,那么,这就是错误而且要受到非难。因此,如果法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进攻那波利的话,它就不应该把那波利瓜分。如果说,法国所以同威尼斯人分割伦巴第,是因为法国借此在意大利赢得插足之地,因而做得对,那么,另一次的瓜分就应该受到非难,因为后一次瓜分并没有那种必要性为其辩解。但是,我想还专门谈谈特殊方面。我要指出,我们看见某个君主今日幸福不过,明日却垮台,而没有看见他在性质上或者其他特性上有什么改变。我认为,其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我在上面已经长篇地讨论过的那些原因,这就是说,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我还认为,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因为,人们在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荣耀与财富而从事的事业上,有不同的方法:有的谨慎小心,有的急躁鲁莽,有的依靠暴力,有的依靠技巧,有的依靠忍耐,有的与此相反;而每一个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达到各自的目的。人们还可以看到两个都是谨慎小心的人,其一实现了他的目的,而另一个则否;同样地,两个具有不同脾气的人,其一谨慎,另一个急躁,都一样成功了。其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作法是否符合时代的特性。由于我已经讲到的原因,结果,两个人虽然行动不同,却取得同样的效果:而另外两个人行动相同,一个达到目的,而另一个却失败了。如果有人说,法国国王路易是为了避免战争才把罗马尼阿让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那波利王国让给西班牙的。根据上述的理由,我回答说:人们决不应当为了逃避一场战争而听任发生混乱,因为战争不是这样逃避得了的,延宕时日只是对自己不利而已。如果又有人引证说:法国国王答应了教皇,他援助教皇的事业就是以〔教皇同意〕解除他的婚姻关系和让罗阿诺担任枢机主教作为交换条件[28]。关于这一点,以后论述君主的信义和应该怎样守信时,我将给以回答。还有,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好象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

现在谈谈前面列举的另一种品质。我认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切萨雷。博尔贾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尽管如此,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恢复和平与忠诚。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斯托亚[1]被毁灭了。所以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着危险,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维琪尔借迪多(Dido)的口说道:我不想略去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君主如果不是十分审慎或者不是很好地选择,他们就很难保护自己不犯错误。这就是来自谄媚者的危险,这种人充满朝廷。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他们难以防御这种瘟疫;而且如果他们想防御的话,他们就要冒着被人轻视的危险。因为一个人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当大家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对你的尊敬就减少了。但是佩尔蒂纳切被选立为皇帝却是违反军队的意愿的。那些军队在先皇科姆莫多皇帝时代就过惯了放纵的生活。现在佩尔蒂纳切想要约束他们老老实实地生活,他们就受不了,于是怨恨由此而生。加之由于佩尔蒂纳切垂垂老矣,为人所轻视,因此当他执政之始就被消灭掉了。虽然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被人们认为是可怕的,但是它们两者都各有缺点,因此,第三种部队[7]不但能够对抗他们,而且确信能够战胜他们。因为西班牙人不能够抵御骑兵,而瑞士人一旦在战斗中遇到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步兵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感到害怕。所以经验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西班牙人不能够抗拒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虽然这后一件事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整个经历,但是在拉文纳战役中[8],已有了一个证明:当时西班牙步兵同采取与瑞士人同样战术的德国军队会战,西班牙人靠他们身体敏捷和圆盾的帮助,潜入德军跟前,在德军长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安然地袭击德军,后者无法招架;假使当时西班牙人不是受到骑兵的袭击,他们定会把德国人全部消灭掉。因此,如果看到这两种类型的骑兵的弱点,就能够创建一种新型的骑兵,它既能击退骑兵,又不需要害怕步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择武器和改变战术。而这一切就象新制度一样,会给一位新君主带来名誉和伟大的地位。

[4]此处所称希腊,实指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纪征服巴尔干半岛。先是穆拉德二世(MuradⅡ,1421—1451)开始远征匈牙利、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其后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继续扩张:于1453年灭拜占庭帝国,并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移至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从而确立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势力。[3]以上各地归并于法国的时期:布尔戈尼为1477年(路易十一世)、布列塔尼为1491年(查理八世)、加斯科涅为1453年(查理七世)、诺曼底为1204年(菲利普二世)。澳门新葡亰手机版下载在新近的那些事例当中有一件事,我不想保持沉默: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作过任何其他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总是找到上当受骗的货色。因为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比他更加有力地作出保证,比他更加信誓旦旦地肯定某一件事情,而同时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加随便地食言而肥的了。可是,他的欺骗总是称心如意地获得成功,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人世的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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