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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富尔利夫人(MadonnadiFurli)是富尔利的女统治者(SignoradiFurli)卡德林娜·斯福尔扎(CaterinaSforza,1463—1509)。通选大臣,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人们对于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通过对他左右的人们的观察得来的,如果左右的人们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忠诚的,他就常常能够被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认识他们的能力并且使他们忠贞不渝。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人们就往往会对他作出不好的判断,因为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出在此项选择上。现在我们回到关于被人畏惧或者被人爱戴这个问题上来。我的结论是: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他只是必须努力避免招仇惹恨,有如前述。澳门新葡亰60776平台马西米诺是一个非常好战的人物。正如我已经谈过的,军队由于亚历山大皇帝优柔怯懦而感到不耐烦,于是把亚历山大皇帝杀死而选举马西米诺为帝。可是马西米诺却不能长时期地保持帝位,这是因为他有两件事情使他为人所恨,为人所轻。第一件是出身卑贱:他曾经在特拉恰(Tracia)牧羊(此事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非常不体面的);另一件是,他在继承统治权的时候,并不立即去罗马占有帝位,却叫他的行政官,在罗马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干了许多极残酷的事情,从而使自己落得了一个非常残酷之名。

澳门新葡亰60776平台因此,焦万尼分毫不差地尽了对于他的外甥应尽的责任,使他受到费尔莫市的人们荣耀的接待,请他住到他自己的家里。奥利韦罗托在那里过了几天,为自己将来的阴谋诡计作好了必要的秘密安排之后,他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了焦万尼·福利亚尼和费尔莫市的一些首要人物出席[10]。当吃过酒肴以及这种宴会所常有的其他余兴完毕之后,奥利韦罗托装模作样地开始发表某种重要讲话,大说特说教皇亚历山大和他的儿子切萨雷的伟大,以及他们的鸿图伟业。当焦万尼和其他的人们对于他这个讲话作答之后,奥利韦罗托立刻站起来说,这些事情应当在较为秘密的地方进行讨论。于是他自己退入一个房间里去,焦万尼和所有其他的人也都跟随他进去了。可是他们刚要坐下来,士兵们就从密藏的地方涌上来,把焦万尼和所有其余的人统统杀了。在这次谋杀之后,奥利韦罗托就跨上马背,在市里往来驰骋,把宫廷中的最高长官围困起来,使他们惊骇恐惧,不得不唯命是从,并且确认由他本人当君主的政府。他把所有那些心怀不满可能加害于他的人们全部杀掉,同时颁布关于民政和军政的新的规章制度,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因此,任何人考察阿加托克雷这个人的行动与生涯[5],就会察觉到他毫无或者很少可以归功于幸运之处。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的,他取得了君权并不是依靠他人的好意,而是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军队中逐级提升得来的;其后他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则是有赖于许多勇敢的冒着风险的决策。但是,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够称作有能力[6]的。[21]皮奥姆比诺(Piombino)的统治者是贾科莫·德·阿皮亚诺(Giacomod'Appiano),雇佣军队长。

[13]皮蒂利亚诺伯爵(ContediPitigliano),名尼科洛·奥尔西尼(NicolòOrsini,1442—1510),雇佣军将领,为威尼斯作战,1509在维拉(Vaila)之役惨败,后死去。[7]焦万娜二世(GiovannaⅡ,1371—1435),那波利女王(那波利国王拉地斯拉奥的遗孀),其王国为阿拉冈国王费尔迪南多所兼并。[14]阿尔贝里戈·达·科尼奥(AlberigodaConio)即阿尔贝里戈·达·巴尔比亚诺(AlberigodaBarbiano,1344—1409),罗马尼阿的库尼奥的伯爵(contediCunio),是纯粹意大利式雇佣军连队的创始人。曾组成著名的“圣乔治兵团”,并任该团首领。澳门新葡亰60776平台[23]关于此一结论,一些现代意大利史学者认为不符合事实。博尔贾的失败大部分由于道德上的反动以及他的行动所引起的仇恨和恐惧的浪潮。

关于这一点,发生这样一个争论: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因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的说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亡。因为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谊,是买来的,但不是牢靠的。在需要的时刻,它是不能够倚靠的。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diobligo)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tristi),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7]各种行会和部族集团(inartiointribu),前者指手工艺、商业、贸易等依宣誓结成的行业组织;后者则指依血统和婚姻关系结成的部族集团。塞韦罗因为知道尤利亚诺皇帝怠惰昏庸,便说服他所统帅的驻在斯基亚沃尼亚[17]的军队,要它相信进军罗马替那个被罗马禁卫军杀害的佩尔蒂纳切复仇是正当的。在这个幌子之下,他没有泄露出自己对帝位觊觎之心,就向罗马进军。在人们还不知道他已经出发的时候,他已经到达意大利。塞韦罗一到罗马,元老院就害怕了,便把他选为皇帝,并且把尤利亚诺杀掉了。现在谈谈前面列举的另一种品质。我认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切萨雷。博尔贾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尽管如此,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恢复和平与忠诚。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斯托亚[1]被毁灭了。所以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着危险,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维琪尔借迪多(Dido)的口说道:

[8]色诺芬(Senofonte,公元前434?—351)希腊史学家。苏格拉底弟子。曾从斯巴达军队,助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争位,战败率兵涉险返国,著《远征记》述其经过。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但是,如果他们的能力有所不及,却千方百计硬是要这样干的话,那么,这就是错误而且要受到非难。因此,如果法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进攻那波利的话,它就不应该把那波利瓜分。如果说,法国所以同威尼斯人分割伦巴第,是因为法国借此在意大利赢得插足之地,因而做得对,那么,另一次的瓜分就应该受到非难,因为后一次瓜分并没有那种必要性为其辩解。[6]卡拉瓦焦(Caravaggio)之战,在1448年9月15日结束,一月后(10月18日),斯福尔扎即背叛米兰人,自己与威尼斯人结盟,于1450年2月26日攻克米兰。[4]原文是“quodnihilsittaminfirmumautinstabilequamfamapoten—tiaenonsuavixa”,引自塔西佗《历史纪年》ⅩⅢ,19。

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4]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5]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许多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12]塞蒂米奥·塞韦罗(L.SettimioSevero,146—211),罗马皇帝(193—211)。澳门新葡亰60776平台再说,由于这个问题的要求,对于那些依靠本地人的赞助而赢得新国家的君主,我不能不提醒他要很好地考虑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些赞助他的人这样做的;如果这不是由于对君主的自然的情感,而只是由于他们对前政府不满意,那么新君主要很辛苦而且十分困难才能使他们继续成为自己的朋友,因为要满足他们是不可能的。如果借鉴古代和近代的事例,仔细考虑这件事的原因,他就可以看出,要赢得那些对前政府感到满足因此成为自己的敌人的人们作为朋友,比那些由于对前政府不满因此成为自己的朋友并赞助自己去征服它的人们是远为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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